中国平安：每个中国人投你100元？或每个股民投你1300元？/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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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私营企业工会规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私营企业工会规定》已经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1999年9月23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私营企业工会组织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私营企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私营企业工会的基本职责是：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企业劳动关系，教育职工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促进企业发展。
第三条 私营企业职工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私营企业应当支持职工参加和组织工会，为工会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上级工会应当对私营企业建立健全工会组织给予帮助指导。
第四条 私营企业建立工会必须报请上一级工会批准。
第五条 私营企业有会员25人以上的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25人的成立工会小组。若干个私营企业工会小组可以组成联合基层工会。
私营企业工会可以在地方工会指导下组成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会。
第六条 私营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由会员民主推荐候选人，按照《中国工会章程》规定民主选举产生。
第七条 私营企业工会主要负责人任职期间，除本人有严重过错外，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确需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征求上一级工会意见。
第八条 私营企业工会指导和帮助职工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监督劳动合同的执行，协助有关部门纠正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
第九条 私营企业工会有权对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条 私营企业工会的代表依法参加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
第十一条 私营企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建立协商谈判制度，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待遇、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等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事项进行集体协商。每年集体协商不少于一次。
私营企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
私营企业联合基层工会、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会可以与相对应的企业建立协商谈判制度并签订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签订后由企业和工会组织分别报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上一级工会备案。
第十二条 私营企业制定有关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作出有关决定时，应征求工会的意见。
第十三条 私营企业解除职工的劳动合同和终止劳动关系，应当事先向工会说明情况，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企业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
第十四条 私营企业工会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第十五条 私营企业工会应当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群众性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支持企业完成生产经营和工作任务。
第十六条 私营企业工会应当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的文化和技术水平。
第十七条 私营企业工会组织职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组织职工开展互助互济活动。
第十八条 私营企业必须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2％的比例足额向工会拨交经费。
第十九条 私营企业工会经费按照有关规定支配和使用，接受经费审查委员会和上级工会的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条 私营企业不得阻止职工参加和组织工会。
违反前款规定的，其所在的地方工会或者产业工会可按拨交工会经费标准的规定收取筹备金，待工会建立后，按照工会经费管理的规定返还给该企业工会。
第二十一条 私营企业拒不拨交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的，本企业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工会或当事人有权要求企业及时纠正，或者要求有关部门处理，劳动争议事项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可以提起诉讼：
（一）干扰、阻挠职工依法组建参加工会或对参加工会的职工打击报复的；
（二）抵制、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筹建工会的；
（三）干扰、阻挠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对工会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进行打击报复的；
（四）随意撤销工会组织的；
（五）违反集体合同，擅自变更集体合同内容的；
（六）侵害工会其他合法权益的；
（七）侵害会员劳动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第二十三条 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由同级工会或上级工会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予以撤换或罢免。
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人员侵占、挪用工会财物和资金的，由同级工会或上级工会批评教育、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个体经济组织、国有民办和私立的学校、医疗单位和科研院所从业人员参加和组建工会，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劳动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工会组织实施本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9月23日


新闻背景：《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报道了一起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２７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于３月１７日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其后三天他还历经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１０点２５分不幸去世。救治站说孙志刚死于心脏病突发，而孙志刚的父亲委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４月１８日所作的鉴定则表明“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志刚是被打死的！经媒体揭露此事后，至5月12日止，公安机关先后抓获李文星、李海英、张明君、李龙生、周利伟、何加洪、洪权才、韦延良共8名涉嫌殴打孙志刚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指使殴打孙志刚的救治站护工乔艳清、吕鹏、乔志军、胡金艳、刘全有也已抓捕归案。同时，检察机关已对涉嫌渎职犯罪的有关人员立案侦查。目前，收容救治站的负责人、当晚值班医生彭红军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已被逮捕，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等已被刑事拘留 。像孙志刚之死这样的惨剧，在中国恐怕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早在两年前的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事发地点还是在广州，《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在报道时间上只差两天，就报道过那起令人发指的苏萍被轮奸案，受害人苏萍也是被警察作为所谓“盲流”收容。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南方周末》的报道《“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程树良之死，警察以嫖娼为由非法限制一位回乡奔丧的教授程树良的人身自由，随之不明不白的死亡。而就在上个月的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媒体再次惊暴一位叫黄秋香的女孩，在湘潭被警察以卖淫为由收容毒打，因为投诉而被再度拘留。



保护公民权利呼唤治安法院

杨涛

在一个法治国家，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公权的滥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一个中立无偏的机构对公权的行使进行及时迅速有效的审查，这种审查不仅是事后的,而且是事中进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

在我国，公权的行使却是随心所欲，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在行政公权领域特别是警察权的行使，在涉及限制乃至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上，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无任何中立无偏的机构介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强制戒毒乃至某些地方的收容遣送等等行政措施上存在太多的暗箱操作，公民的涉案无法得以公正和公开的处理，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时也根本无法及时求援，最多在事后求救于行政诉讼。于是乎，在此过程上随意剥夺公民人身权利、殴打乃至草菅人命事件不时入耳，成为当今社会的痼疾。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司法公权的行使上，刑事拘留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而且最长达到37天，检察机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自行决定刑事拘留、逮捕，都无须中立无偏的机构审查，于是乎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也是屡见不鲜。虽然我国对行政公权、司法公权的滥用作了一些事后救济的规定，且不说这些救济是否有力，就是得以救济，人的自由、健康乃至生命的侵犯是事后无法予以弥补的。
然而，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公权的滥用特别是对人的自由、健康、生命的无端践踏鲜有耳闻，即使得到侵犯也能得以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并非 西方人的思想觉悟高，乃是制度设计使然。

首先让我们来看他们对于犯罪的理解，我们国家立法者认为犯罪存在定性与定量的问题，即认为判断某行为是否犯罪，不仅考虑其性质上是否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造成了损害而且考虑其量上的程度，例如盗窃要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要达到一定伤残等级，即哲学上讲的量变得以质变。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列入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处罚。但在西方国家，犯罪却没定量标准，犯罪可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像超速驾驶、不按规定地点停车在我国是明显一般违法行为也被认为是犯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东方人的法文化观念中，犯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终生耻辱的烙印，因此要尽量提高犯罪的底线。西方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此，西方人出于对公权力的深深疑惧，要强化对公权特别是警察权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警察对任何公民剥夺财产、自由都必须经法定程序由中立的法院进行。这种传统最早可渊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任何自由民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逮捕、监禁、放逐、没收财产。由此不难理解警察无自行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的权力，无所谓治安处罚，当然无须规定一般违法行为，凡是需要用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来处罚的公民违反法律的行为都是犯罪，都要列入司法审查。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于类似我国犯罪的行为的重罪是由刑事法院或重罪法院来审判，但对于相当于我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的轻罪、违警罪的审判及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审查、批准则由治安法院来担当。对轻罪、违警罪作出的监禁、罚金的刑罚及保安处分措施都由治安法院作出，警察无权作出任何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的决定。其次，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行使必须得到治安法院的令状许可，情况紧急时可无证逮捕，但一般至迟要在48小时内送至治安法院进行审查。此外，有些国家治安法院还担当了预审功能，主持证据交换、决定是否批准将案件提起公诉。

然而，在西方国家充当着公民权利的保护神的治安法院在中国是闻所未闻。为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为了效率，我们给了公权大太的权力，却太少的监督与制约，听凭公民的权利无端践踏，而无法救济。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建立治安法院。

建立治安法院并不需要改变我们的犯罪概念，关健在于树立保护公民权利的理念，某一行为确定为一般违法行为还是轻罪、违警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该行为的处罚要由中立无偏的机构??治安法院来进行。其次，行政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所有的限制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与措施??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和保安处分措施（如强制戒毒、收容遣送等）以及剥夺较大财产及其他重大权利都必须不迟延送至治安法院审理或批准。司法机关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强制措施必须事先得到治安法院批准，情况紧急的在采取后必须及时移送治安法院审理。在治安法院审理一切案件公民都有权得到有效的参与、辩护，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充分理由。再次，在不改变现行的总体司法体制下设立治安法院，中央一级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省以下与普通法院系统分列，因为治安法院与普通法院合署，可能使强制措施批准与案件实体审理于一身，难免先入为主，丧失中立性。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