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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离婚案件中“小三”问题引起社会和法律界关注，现行《婚姻法》及之后出台的三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于第三者问题都有相关规定。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司法实践中，对于此问题的规定不明确、不全面、操作性不强、有时甚至会出现“真空地带”。本文通过对一起典型案例的分析，针对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财产的分割、重婚罪的认定，以及合法婚姻当事人如何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关键字：重婚，分居，共同财产，救济
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于感情、幸福层面的追求日趋迫切，引来不同程度伦理、家庭观念的变化。婚姻的稳定性随之撼动，离婚率逐年上升，第三者、“小三”现象突显。笔者从一个案例剖析第三者介入情况下离婚财产分割和司法救济途径。
一、案情介绍
赵海燕，女，40岁，与李志明于1993年结婚。二人有一个女儿，今年17岁。这些年来，丈夫随其父亲在外做生意，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三口之家的小日子过得很美满。然而情况在2007年发生了改变，由于身体原因李辞去工作，出院后便闲在家里。第二年，李向赵表示要外出打工，为了家庭经济收入，赵海燕同意了。起初，李三五天给家里打个电话，几个月回家一次。然而，从2009年开始，李志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也不像过去那么频繁了。接下来，2010、2011连续两年，李志明都以工作忙为理由没有回家过年。同时，李也不再主动给赵海燕生活费了，除了赵海燕向他索要，李从来没有主动给过她一分钱的生活费。这样冷淡的态度开始让赵海燕觉得可疑。赵海燕开始调查李志明这几年究竟在干什么。调查的结果是她没有想到的，更是无法接受的。原来一直说在外打工的丈夫直都没有离开过本市，而是在市郊做着汽车配件的生意。这几年里李志明一直与一个叫“小丽”的女人同居生活，一年前他们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赵海燕找到了律师，其代理律师在一家妇产医院的医务科调取了李志明与小丽孩子的出生证明，上面父亲栏里写着李志明的名字。在小丽的住院资料里，家属栏里赫然写着李志明的名字。在调查李的财产情况时发现，在分居这几年里，李开的公司和买的几辆车都写在了小丽的名下。了解到这些后，赵海燕才算真正清醒过来，原来这些年她一直蒙在鼓里，她的丈夫已经早有新家了，而且还有了一对孩子。然而，更让人愤恨的是，作为无过错方的赵海燕却被李志明告上法庭，以两人分居多年感情确已破裂为由请求离婚。
二、法律剖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第三者介入引起的离婚诉讼。针对本案我们对一下几个关键问题进行分析。
（一）李志明可否认定为重婚
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结合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重婚通常包括四种情况：一是有配偶者再次结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三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与之结婚;四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以夫妻名义与之同居。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李志明有配偶仍与小丽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周围邻居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关系，而且通过住院病历也能够看出李志明与小丽对外是以夫妻名义相称。李志明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另外，1994 年 12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因此，结合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李志明应该认定为重婚罪。
（二） 夫妻财产如何分割
针对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我们下面通过两个方面来分析：
1、以李志明重婚罪能够认定为前提，夫妻财产的分配。
针对本案，赵海燕与李志明在一起生活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现行《婚姻法》 及有关解释进行分割，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在这里笔者主要说一下在李志明谎称外出打工这三年期间，夫妻处于分居状态，此时夫妻双方所得的财产的归属问题。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年期间李志明开的配件厂的收益所得，以及房产和车是一笔不小的财产，然而这部分财产是属于李与赵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属于李志强与第三者小丽的共同财产呢？《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从这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同居期间的财产在我国是按照共同共有来处理的，也就是说李志强和小丽的同居关系归于无效后，两人在此期间的财产是可以根据共同共有平均分配的。然而对于无过错方赵海燕是否可以分得这部分财产的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此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夫妻分居期间，双方财产都属于个人财产。 而《婚姻法》还规定同居期间，同居双方的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双方平均分配。因此，无过错方不能对此财产分割。还有人认为，既然这种非法同居关系已归于无效，那么在基于无效的婚姻基础上的财产不应该属于共同所有。又因为在分居期间合法婚姻一直存续，因此分居时所得财产应该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然而笔者认为同意后一种说法，认为分居时所得财产应该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我国《婚姻法》将无效婚姻期间的财产同合法婚姻的财产同视为共同共有，对保护无过错方不利。所以笔者认为，应将无效婚姻期间财产规定按贡献大小或投资大小确定共有比例或直接归为个人所有。
2、以李志明重婚罪未能认定为前提，夫妻财产的分配。
现实中存在诸多的重婚事实，但是由于立案、审判环节严格的把关，历几年重婚罪的认定的案例微乎其微。那么假设李志明未被认定为重婚罪，而只是认定非法同居关系，夫妻财产则如何分配呢？《婚姻法》第12条:“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6条:“人民法院审理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按照现行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认定为无效的婚姻后，合法婚姻当事人才可以针对无效婚姻所涉及的财产参与分配。以本案为例，假设如果人民法院不能认定为重婚，但是可以确定为非法同居关系。按照现在的规定就不可以要求参与分配第三者与自己合法配偶的财产。现行法律并没有针对非法同居关系做出相关财产归属及分配的规定。此处的法律空白，必然导致现在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致使合法婚姻当事人得不到必要的保护，保护途径不顺畅，必然损害其合法权益。至此，笔者认为对于非法同居关系下，这种参与诉讼的司法救济途径亟待确定。
（三）赵海燕的救济措施
在本案中，作为被告的无过错方赵海燕如何得到救济呢？根据《婚姻法》第46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8条、第30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作为无过错方的赵海燕在诉讼中可以对李志明提出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赵海燕在诉讼中作为被告，如果其在一审中不同意离婚也未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如果赵海燕在一审中没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针对损害赔偿另行起诉。
在本案中，李志明在与小丽同居期间，将其所开公司和几辆车都写于小丽的名下，那么赵海燕是否可以主张李志强对小丽的赠与无效呢？对此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司法实践无法可依，理论界对此观点不一，因此经常会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笔者认为，赵海燕可以去申请撤销李志明对小丽的赠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依据本案事实李志明未经其配偶赵海燕的同意将夫妻共有大额财产赠与第三者小丽属于无权处分。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无权处分在权利人追认后方为有效，即在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所以笔者认为，赵海燕可以对李志明赠与小丽的财产行使撤销权。
三、对我国现存法律的完善建议
通过以上对本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现今法律还存在很多问题，在法律体系上，存在法条规定过于简明扼要，使得民刑法律规定界限模糊，容易导致人们对法条理解困难。在法律规定上，存在真空地带，使得无过错方不能得到充分的救济。由于缺乏更加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针对现存法律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分居期间财产的性质
关于夫妻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属问题，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理论界也是争论不断，有些学者认为，分居期间双方未尽任何义务，经济上、财产上的联系也中断，夫妻各自所得的财产处于分离状态，夫妻双方实际上只剩下夫妻身份之外壳而没有彼此的协力与合作关系存在，所以分居期间所的财产应该属于夫妻各自所有。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夫妻财产共同制，分居期间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在此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符合立法目的，也有利于保护家庭和睦稳定。笔者在此也同意后一观点，认为分居期间夫妻所得财产也应为共同财产。然而在我国现有法律中缺乏对此规定，是的司法实践遇到困难。所以建议因对分居财产性质问题，通过立法予以确定，以弥补此处法律空白。
（二）取消非法同居期间财产为共同共有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笔者认为应该取消本条规定，改为个人所有或按照贡献大小、投资多少比例共有。通过本条我们可以看出，被定性为无效婚姻的同居关系在财产问题上产生了与合法夫妻关系相同的法律后果，这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由于重婚而导致的无效婚姻直接认定财产共有是不妥的。众所周知,《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是以夫妻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和前提的,而重婚行为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形成共有财产的人身关系基础。该15条之规定是与我国以人身关系为前提确认夫妻共有财产的立法基础相矛盾的,必然导致在具体个案审判时无所适从。所以该条款应予取消或修改。
（三）确立无过错方对第三者赠与的撤销权
我国司法实践中，因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处分共同财产，对他方实施无偿赠与行为引起的财产纠纷的案件较多，其中不少是对“小三”实施的无偿赠与行为，但我国婚姻法中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只能根据共同共有，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等制度来处理。这样使得司法实践操作困难，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此处法律规定的空白，也不利于保护合法婚姻中的无过错方，使其得不到充分的救济。笔者认为，我国应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撤销权，这样有利于打击“把二奶”现象，使得受害者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妄想不劳而获的家庭关系的第三者受到震慑。
结语：当今社会“小三”问题愈发严重，成了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元凶。然而我国《婚姻法》在此处的空白，使得受害者得不到必要的救济。笔者抛砖引玉通过一起案例指出现今法律需要完善的问题，真知拙见以促进法制之完善、法治之建全。

作者：刘莉 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 律师 电话：13945131397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禁止卖淫嫖娼的规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11月23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尚，禁止卖淫嫖娼，根据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以索取财物为目的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是卖淫行为；以给付财物为条件与卖淫妇女发生性行为的是嫖娼行为。
全省城乡禁止卖淫嫖娼，违者按照本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强迫妇女卖淫的；
（二）教唆、引诱、容留妇女卖淫，情节严重的；
（三）为首组织卖淫团伙或聚众嫖宿的；
（四）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
（五）患有性病仍卖淫嫖娼，危害他人健康的；
（六）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查处卖淫嫖娼，或对检举、揭发、制止卖淫嫖娼者打击报复，情节严重的；
（七）因卖淫嫖娼被劳动教养期满后，继续卖淫嫖娼的。
第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送劳动教养，可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无论户籍在城市或农村，因卖淫嫖娼已受过公安机关教育或治安管理处罚，又再次卖淫嫖娼的；
（二）为卖淫嫖娼提供条件，情节严重的；
（三）教唆、引诱、容留妇女卖淫，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第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或责令具结悔过，可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初次卖淫嫖娼的；
（二）包庇、纵容卖淫嫖娼的；
（三）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查处卖淫嫖娼，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第六条 曾参与卖淫嫖娼，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
（一）主动交代卖淫嫖娼的；
（二）检举、揭发他人卖淫嫖娼的；
（三）受他人胁迫或诱骗卖淫的；
第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卖淫嫖娼的，从重处罚。
第八条 禁止宾馆、饭店、招待所、旅店、文化娱乐场所等单位为卖淫嫖娼提供场所。违者，对直接责任人和单位负责人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或责令具结悔过，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对为卖淫嫖娼提供场所的单位，可责令其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也可单处或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外国人及华侨、港、澳、台入境人员卖淫嫖娼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处罚。
第十条 对卖淫嫖娼者，卫生部门要指定有关医院强制进行性病检查，对性病患者，要隔离治疗，费用由本人支付。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负责查处卖淫嫖娼行为。
对违反本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财物，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和劳动教养的行为的裁决和执行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对检举、揭发、查禁卖淫嫖娼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予表彰、奖励。
第十四条 省公安厅可根据本规定制订实施细则，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1988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