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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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工作规则
　
　　
（2003年4月25日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主席会议通过，2005年1月17日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18次主席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第三条 主席会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服务，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四条 主席会议组成人员要认真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的规定、决议，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同各方面人士的联系，广交朋友，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积极参加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举行的会议和活动。

第五条 主席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学习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理论和政策，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知识；研究部署学习工作。

（二）审议本届全国委员会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提请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审议下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提请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安排协商活动，决定协商的形式和内容。

（四）对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议、意见或建议案。

（五）审查以全国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名义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提出的重要建议案。

（六）召集并主持常务委员会会议，拟定会议的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提交会议审议的文件。

（七）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下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八）审议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和重要活动方案，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的出访报告和委员视察报告，审议专门委员会的年度计划和工作总结；决定专门委员会委员人选。

（九）执行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根据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履行常务委员会的部分职权。

（十）研究涉及人民政协全局性的工作方针，对全国委员会及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出建议，指导地方政协的工作。

（十一）协调政协各参加单位之间的关系，促进团结合作。

（十二）处理常务委员会的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六条 主席会议由主席或主席委托的副主席召集并主持。

第七条 主席会议的议题由主席或副主席、秘书长提出，由主席或主席委托主持会议的副主席确定。

第八条 主席会议一般每月举行一次；必要时可临时召开。

第九条 主席会议举行前，办公厅应将开会时间、地点、主要议题等通知事项和提交会议审议的重要文件，送达主席会议组成人员；临时召开的会议临时通知。

第十条 主席会议举行时，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列席，必要时也可邀请与会议议题有关的其他人员列席；协商讨论重大问题时，可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介绍情况、听取意见。

第十一条 主席会议须在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时方能举行。

第十二条 主席会议协商讨论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决定问题，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缓做出决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统一认识后再做决定。

第十三条 主席会议决定问题时，一般以分项审议方式通过，必要时也可以合并审议通过。

第十四条 对提请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的文件，提请人应在主席会议审议时做出说明。

第十五条 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的文件，需继续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在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前，由主席或由主席委托的副主席、秘书长作出说明；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即发生效力的文件，由主席或主席委托的主席会议其他成员签发，以政协全国委员会文件或办公厅文件的形式送达有关方面或部门。

第十六条 主席会议应作会议记录并编发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主席或主席委托的主席会议其他成员签发。

第十七条 本规则经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后实行。




国企改革新药方：虚拟私有化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会议发言稿，后被《新青年●财富》杂志略加删减后发表于2003年6期



中国既需要、又不需要的产权私有化改革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最佳资源配置机制，发祥于以“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象西方一样进行一场“产权私有化运动”？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私有化改革”？
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私有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剩余利润的占有，这是对所有者的激励；（2）资产的排他性独占，这使所有者产生一种对“自己财产”的关心动机；（3）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促使所有者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个人挥霍，最终增加全社会的实际财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认为需要进行产权私有化改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国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对国企进行有效监督；再者，全民也根本没有、或无法把国企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内化动机及任务”。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是家族集团还是机构投资者，其最终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之链条中，只可能在一个环节上（即经营者环节）出问题；而中国却可能在两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一个是经营者环节，另一个是所有者环节。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如果所有者环节出现了问题，则是上游、是根源，整个链条都有可能崩溃。
2、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很可能缺乏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内在动力激励。国有资产虽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象自然人一样的生命体，必须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交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去“代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滋生腐败。
3、国家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同时又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充当“运动员”之角色，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职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导致“假球”、“黑哨”频频发生。
以上是“中国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理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国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
1、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绝对取决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资源由谁来配置。由市场进行公平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经济；由非市场的各种因素进行配置，如自给自足、政府统管、军阀掠夺、黑恶强索，则不是市场经济。例如，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剧变之后，虽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们的经济并没有同步市场化，相反，它们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如中国。
2、现在中国的民心国情难以容忍彻底的产权私有化运动。虽然中国民众反对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但也并不赞成国企一下子全部私有化。毕竟，在这个“人权时代”里，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不能牺牲多数人的民心来换取激进式的所谓“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民心及多数人的人权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国企新药方：虚拟私有化改革
既然中国的国企改革面临着上述两难处境，在这种大背景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药方。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它的成功运作需要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比如：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尖锐的劳资关系、无情的弱肉强食、大批失去土地及工作的无产者、动荡不安的政治斗争、甚至酿成经常的军阀政变，等等。（西文国家花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为什么在美国能顺利运转的“实在私有化”制度一旦移植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里，就失灵了、甚至雪上加霜了？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虚拟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
国有企业的虚拟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要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要坚决地、无限制地推进虚拟私有化改革。受计划经济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中国的国有企业广泛地分布在竞争性行业里，与民争利。政府同时扮演着竞争性行业的两个角色（裁判员和运动员），这两个角色是相互冲突的，当政府在裁判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竞争时，就有可能偏袒“自己的运动员”。从长远来看，国企应逐步淡出竞争性行业。虚拟私有化改革不仅能解决当前的竞争性国企弊病，也为将来国企布局的战略转移奠定基础。
2、公用性的国有企业可以尝试进行有节制的虚拟私有化改革。公用性的行业大都是自然垄断性质，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还不适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所以，公用性的国企在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时，要有所节制，不能象上述的竞争性国企那样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从股权结构上讲，至少应保证国有股占51%以上。
3、政策性的国有企业如兵器厂、印钞厂之类，由于它并非以盈利为目标，而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故不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
国企主管官员也要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
国企虽然在经营者环节上进行了虚拟私有化改革，但最大的股东仍然是国家，经营者的升降去留仍取决于这个最大的股东。代表国家来行使所有者权利的官员如果不廉洁奉公，就会抛弃“择优聘用、优胜劣汰”的用人规则，沦为“择亲任用、劣胜优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虚拟私有化改革就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助长官员腐败。
失败国企的现状是：先有“所有者代理环节”（即主管官员）的失败，再有“经营者代理环节”的失败。如何治理“所有者代理环节”的失败？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通过一面重奖、一面严罚，有效地治理“所有者代理环节”的失败。
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对此有个比喻，他说：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
虚拟私有化不是承包制
虚拟私有化并不是承包制。我国国企早就试行过承包制，但结果并不理想。原因何在？（1）承包制助长了短期行为，虽取得眼前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它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度透支了未来的国企资源和利益。（2）承包者只取得承包期内的一定私利，并不拥有长久稳定的国企股份，所以，它实际上不但没把承包者的外部性转为内部化，反而加剧了外部性。这突出表现为承包者的普遍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焚林而猎。（3）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承包制更倾向于“债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权”。虚拟私有化则是一种物权，而且是一种“自物权”（所有权）。
国有股减持与虚拟私有化
虚拟私有化是在国企内部进行的产权改革，从技术层面上看，它是国企的内部治理结构。它侧重于激励国企经营者和主管官员。从本质上讲，它的行为价值取向仍不是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
国有股减持并不是虚拟私有化，而是实在私有化。它是指政府把手中的国有股卖出去，由社会公众购买，从而使国企的股份分散化、私有化（或称民有化），逐步把国企变为民企。可见，它是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其行为价值取向是朝市场导向型转变。
虚拟私有化只是一种当前的、过渡的国企治理技术，其有效性不如国有股减持和民有化。最终，当我国达到“全民皆股东”的高度时，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也就调整适当了，企业成了市场导向型的治理结构，当然也不存在国企顽疾了。届时，虚拟私有化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