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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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俄罗斯


中俄联合声明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
　一、关于双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双方重申恪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所阐述的各项原则。
　　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最高级接触和协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决定为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
　　双方表示，严格遵守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签署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以公正合理地解决尚未一致的边界遗留问题。双方决心尽快完成上述两协定规定的勘界立标工作，并平行地就在勘界后划归对方的个别边境地段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问题举行谈判。
　　双方认为，两国边境和地区之间的往来与合作是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愿意进一步共同努力，使这种往来与合作获得国家的支持并继续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双方愿意就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经常交流经验和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俄罗斯联邦为维护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并认为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
　　俄罗斯联邦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俄罗斯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双方对一九九四年出现的两国贸易额减少的情况得以克服并正在逐步增加表示满意，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利用两国地缘相近和经济互补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双边经贸合作。
　　随着两国经济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双方将在平等互利、符合国际贸易惯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现汇贸易为主、多种形式并举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两国政府将为经贸合作的主体，首先是信誉良好和经济实力强的大、中型企业和公司，开展相互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必要的支持。
　　双方将注重生产和科技领域重大项目的合作，认为这是提高双边合作的水平和档次的重要途径之一。双方认为，能源、机械制造、航空、航天、农业、交通、高科技应成为重大项目合作的优先领域。双方将根据自己的潜力，在开发保障各个领域科技进步中有所突破的新技术方面相互协作，以利于两国人民并造福于国际社会。
　　双方重申，恪守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和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联合声明。
　　双方认为，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具有重大意义，决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落实该协定，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一条睦邻友好、和平安宁的边界。双方表示，将继续努力尽快制定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裁减后保留的部队将只具有防御性质。
　　双方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军队之间在各个级别上的友好交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并考虑两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进一步加强军技合作。双方表示，中俄发展军事关系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重申愿意保持军事技术合作应有的透明度并向联合国常规武器转让登记制度提供有关信息。
　　为加深两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友好的基础，双方商定将建立由两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二、关于国际和平与发展
　　双方认为，当今世界处于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谋求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生活的主流。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屡施压力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集团政治有新的表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重挑战。
　　曾为最终战胜法西斯黑暗势力作出巨大贡献并付出重大民族牺牲的中国和俄罗斯，呼吁各国吸取历史教训，永远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浩劫，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中俄两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共同努力，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谋求持久、稳定的和平。
　　双方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双方同意，在立场相近或一致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立场不同的方面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双方重申，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保持和发展正常、健康的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经济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
　　双方表示，将就战略稳定问题积极对话，以具体行动促进并加快裁减军备和裁军进程，首先是核裁军进程。双方对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表示欢迎，愿在加强核不扩散条约制度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并呼吁尚不是该条约成员国的国家加入该条约。双方将进行努力并与其他国家相互协作，以尽早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重视化学武器公约尽快生效，并呼吁尽快在进一步提高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效能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愿在有效、负责地监督常规武器转让，特别是在向冲突地区转让方面加强双边与多边的合作。
　　双方同意，在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和行动能力方面加强合作。双方指出，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双方认为，联合国是为和平、发展、安全进行合作的独特的机制，肩负迎接二十一世纪全球性挑战的使命；为适应业已变化的国际形势，提高工作效率，联合国及其机构应进行适当的改革，以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责；联合国的工作及其决策过程应更好地体现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共同愿望和集体意志。
　　双方主张，应进一步提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效率，并愿为此进行合作。双方认为，维和行动必须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严格遵循当事各方同意、公正、中立、不干涉内政和除自卫之外不使用武力等重要原则。在实施维持和平行动方面不应有“双重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导致冲突的扩大和加剧；对实行制裁的问题必须十分谨慎，并对国际实践中实施制裁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表示关切。
　　双方认为，应在保持联合国安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促进联合国和地区性组织之间在防止与和平调解争端和冲突方面进行合作而做出的努力；促进从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及其在上述领域的专门机构的工作中进行更具建设性和健康的协调。
　　双方主张在公正、平等、互利合作和在国际贸易中不采取歧视作法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联合国经济社会发展机构的改革，应有助于联合国加强在发展领域的作用，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双方认为，联合国根据联大决议制订《发展纲领》是必要的，希望《发展纲领》的商定和通过将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助于推动国际合作和全球发展。
　　双方表示，应同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和有组织的跨国犯罪作坚决的斗争，并将在双边及多边基础上经常交流经验，加强合作。
　　双方商定，在保障航运安全和与海盗行径、走私、非法贩毒做斗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在海洋学、气象学、地震学、减灾和进行海上救援工作领域相互协作。
　　双方认为，环境保护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问题，并且决心为此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合作。

　三、关于亚太安全与合作
　　双方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在未来世纪将起重要作用。中俄两国愿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
　　双方主张，亚太各国要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遵循协商一致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以加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中俄两国愿致力于发展亚太地区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中俄两国政府关于预防危险军事活动的协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认为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保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双方主张不断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反对煽动国家间、民族间和宗教间的矛盾。
　　双方愿相互促进参与亚太多边经济合作。中国方面重申支持俄罗斯申请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双方愿继续致力于加强东北亚的安全、稳定与经济合作，并愿为此目的相互间和与所有有关国家进行协调与磋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俄罗斯联邦总统
　　　　　（签　　字）　　　　　　　　　　　　　（签　　字）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

李飞


　　一，社区矫正概要
　　2003年依据是“两高”与“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开始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社区矫正是个外来语，英文的意思是（Community correction）。社区矫正于上世纪70年代前后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目前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社区矫正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所谓的社区矫正，就是指法院将被判刑并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交给社区，由国家专门机关、社团组织、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共同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帮教，在法定期限内使该罪犯受到非监禁执行刑罚的活动。
　　社区矫正是世界上行刑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发展趋势，是我国司法战线上一项全新的工作，体现了中国司法制度改革更进一步地得到了深入发展，体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司法制度改革的更进一步完善，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乃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迫切要求。但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探寻
　　（一）社区矫正所需的“社区”的建立
　　社区矫正制度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已经运用很普遍了，从宣告到具体执行形成了一道成熟的体系，而其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与发展是以发育成熟的社区为依托的，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将大量罪犯置于社区进行矫正，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的社区具有充裕的资源和完备的功能，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的主要力量源泉。但是，当前，我国社会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 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发育成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法治文化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了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但相应的社会自治机制完善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就导致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无序和失范的现象,使社区矫正实践面临暂时的困境。例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法治文化的日趋深入渗透，公民的私权主义、法治意识都不断增强，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功利浮躁的风气，而这导致了热心从事社区矫正的公民逐渐减少，给社区矫正制度的深入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目前，北京、上海等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在培育非政府社区矫正组织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他们坚持“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原则，率先建立了阳光社区矫正中心和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等民办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的矫正工作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其社团组织的章程组织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具体的帮助保护措施。但就全国各个省市试点的总体情况来看，社区矫正的发展速度缓慢，非政府社团不能独立成立，受到了政府机构的制约，所以社团组织的行政化倾向给社区矫正的发展带来很大阻力。因此，客观的来说，我国目前并未完全建立起具有大范围实施社区矫正的平台。
　　（二）社区矫正适用理念的转变
　　我国法律规定对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考察；而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来看，社区矫正却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在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进行。笔者认为，从社区矫正制度自身特点来看，其适用对象都是对社会危险性较小的犯罪人员，如果对其刑罚处罚不合适，不仅不能达到教育预防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在监狱这个大染缸中恶性传染。因此，社区矫正应该采取一种更人性化的教育与改造的方式——社会感化，正如木村龟二人认为的，教育刑的教育并不意味着以恶害的报应进行教育，也不意味着单纯传授知识的知识教育，而是兼具知、情、意使犯人成为社会人的教育。刑罚的本质在于使犯人成为社会人，使犯人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科处刑罚不是因为行为人犯了罪，而是为了使行为人不犯罪；科处刑罚是要依据犯人的个性，采取相应的方法使其再社会化，使他可能重返社会，故刑罚的个别化是其本质。笔者认为，木村先生的观点正是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理念的一种完全阐释。
　　（三）公正合理的程序的保障
　　程序正义才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条件。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刚处于起步试点阶段，所以在程序的保障方面存在很大的缺位。因为缺乏统一的程序要求，各个试点省市都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社区矫正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关规定，但从全国整体来看过于零散，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体制。这给社区矫正制度深入长期以及大范围的适用带来了体制上的困境。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主要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执行监外执行、假释罪犯这五类对象，将其中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置于社区，由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在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简单的套用刑法中五类罪犯，有失合理，虽然从社会危害性方面来说这五类犯罪相对小一些，但对于适用社区矫正来说不能只从社会危害性这一方面来判定，如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传授犯罪方法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于此种犯罪本身的特点所然，如果适用社区矫正，恐怕并不能真正达到改造教化的目的，反而会给他提供再次犯罪的契机。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社区矫正制度自身特点出发，制定出符合其特征的适用规则和具体操作规程，这样就可以从判决适用初期就严格把关，防止其滥用。
　　根据最近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来看，其中新加规定了不少相关的社区矫正条文，虽然草案还需进一步讨论修正，但从整体的立法思想上来看，立法机构已经逐步加大了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因此，笔者建议能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作为目前社区矫正制度适用的法律依据，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四）社区矫正的去行政化
　　从目前的实践试点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大多由专门的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主要执行机关大多隶属于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中的主要执行人员都属于政府公务人员。另一方面，从对社区矫正的管理监督现状来看，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由党委、政府的的统一领导下，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配工作的。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就要接受地区政法委、司法局、街道办事处、社工组织等机构的监督、管理，要向上述领导机构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汇报。不同的管理机构往往又会从自己的角度对社区矫正的基层机构提出不同的工作建议和要求。对于社区矫正的基层工作机构和人员来说，本来应该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对罪犯的矫治工作上，但是因为这种多头管理的存在，常常造成他们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重心的偏离，不仅不利于矫正质量的提高，同时也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应当建立我国的社区矫正官制度，把司法行政机关纳入到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中，建立一套与监狱管理部门并行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和操作系统。笔者认为，我国社区矫正从起始就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如果将社区矫正构建成与软化的监禁刑一样，不能真正实现在社区这个小社会中感化从而让犯罪人重返社会，而是让其脱离与外界的充分沟通，所有行动都受到严格管制与监督，不能让犯罪人在此“社区”中感受到一丝的社区的温暖与亲切，那么，笔者认为这完全背离了社区矫正这一制度的本质理念。从世界各国的成功实践以及社区矫正的本质意义出发，社区矫正应该更加体现出非权力性帮扶这一社会福利内容，矫正工作应当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的作用。
　　在我看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应该更多的体现一些人性的关怀。首先从形式上称犯罪人为被矫正人；另者，减少对被矫正人的过多的管制约束，去除过多没有必要的报告考察类程序，只需安排少量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观察即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在社区矫正中的任务和职责主要是完善法律体系，为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提供法律支撑；构建制度体系，规范社区矫正运作；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管理、监督、检查、指导等各方面职能，依法、规范、有序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李飞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09级刑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