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投资咨询评估管理办法

上一篇: 太原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
下一篇: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转发《外经贸企业封闭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文件的通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补选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名单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

副委员长
　　楚图南
委员
　　多杰才旦（藏族）
　　郁　文
　　陶大镛
　　彭清源
　　程思远

附：补选的副委员长、委员简历
副委员长
楚图南 男，1899年8月生，汉族，云南文山人，文化程度大学，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友协副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以教员身份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抗战期间在昆明参加民主运动，为民盟领导人之一。1947年被迫离沪去香港，1948年进平山解放区。1949年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扫盲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日友协顾问。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委员
多杰才旦 男，1925年10月生，藏族，青海湟中人，文化程度大学，中共党员。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
1948年至194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49年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民组组长，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社会科学组副组长，拉萨小学副校长；1956年后，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副处长、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自治区人委农牧厅厅长；1973年后，任西藏自治区农牧局副局长、文教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备组组长；1980年后，任中共拉萨市委第一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郁文 男，1918年12月生，汉族，河北满城人，文化程度大学，中共党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36年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任“民先”队长，1937年在延安抗大、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任延安《新中华报》采访部主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科科长；1942年，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晋绥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1947年，在山西崞县、代县参加土改，任工作队队长；1948年任《晋南日报》社社长；1949年任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任《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任，人事局局长、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政治部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1973年，任中国科学院科研组副组长、副秘书长、秘书长、党委副书记、主席团成员。
陶大镛 男，1918年3月生，汉族，上海市人，文化程度大学，民盟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解放前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曾任中山大学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交通大学管理系副教授，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年至1948年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进修，1949年上半年任香港达德学院和南方学院教授，文汇报经济周刊主编。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专员、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新建设》月刊主编，辅仁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
彭清源 男，1920年9月生，汉族，河南南召人，文化程度大学，1950年5月参加工作。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解放前曾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国立政治大学研究生，获硕士学位，任助理研究员，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经济学部研究生，纽约大学研究院经济学部研究生；1950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曾任东北财经学院财政系副主任、副教授，辽宁大学经济系教授，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
程思远 男，1908年2月生，汉族，广西滨阳人，文化程度大学，无党派。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1930年起，任李宗仁秘书；1934年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1939年后，历任国民党三青团广西支部团书记，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国防艺术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督导室主任、社会服务处处长、中央常务干事，广西省政府驻渝、驻京代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国民党第六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




当前直诉案件增多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李昭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各类刑事案件总体呈平稳态势，但直诉案件却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05年直诉案件占案件总数的32.91%；2006年直诉案件占案件总数的33.30%；2007年直诉案件占案件总数的33.75；2008年直诉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6%。对此，笔者对直诉案件增多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当前直诉案件增多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

　　1、直诉案件质量不高，影响公诉工作质量和效率。直诉案件作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案件的一种模式，由于在侦查环节不存在因案件质量或强制措施不当导致的国家赔偿问题，加之案件一般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普遍重视不够，在案件中往往会出现法律文书、诉讼文书不齐备、不规范；对案件定罪定性思考不够，固定证据随意性大，舍不得投入人力、物力，致使收集的证据质量不高，组卷不规范。因为这类案件质量不高，对公诉工作的开展造成了被动和困难，加大了办案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诉案件的质量和公诉工作效率。2005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直诉案件退回公安补充侦查732件，占直诉案件总数的30.06%。如李某某故意伤害案，卷内的大部分的言词证据系公安机关在本案发生后依照行政程序取得的材料的复印件，不得不退回公安机关依法重新收集固定。又如在朱某某、赵某某抢劫案中，公安机关搜集的证据，除部分刑事照相、现场示意图和抓获经过、户籍证明、结案报告、发还物品清单等书证为立案之后所调取外，其余均为公安机关立案前所调取。

　　2、公安机关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捕的案件搞直诉，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此类案件属于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撤回后在没有补充和没办法补充新证据的情况下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以直诉形式再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而这类案件往往是一些边缘案件或者证据上有“硬伤”，无法补救。据统计，2005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2435件直诉案件中，有154件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占总数的6.32%。如姚某某强奸一案，犯罪嫌疑人姚某某于2005年3月的一天晚上和2005年4月的一天晚上 两次酒后潜入当时年仅12周岁受害人魏X的房间，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2007年3月13日姚某某因涉嫌强奸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提请我院批准逮捕，但因为本案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后被害人否认有被强奸的事实）并且时间和次数不吻合，存在许多无法合理排除和查证的矛盾，又距案发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无法收集其他证据，侦监部门未批捕，公安机关于2007年3月29日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并于当年5月28日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以直诉案件的形式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公诉部门受理后，讯问了犯罪嫌疑人、询问了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先后退回补充侦查2次，做了大量的工作，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仍然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只能以证据不足建议公安撤回。

　　3、强制措施未落实，导致检察环节诉讼程序得不到保障。由于直诉案件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而随着直诉案件的不断增多，作为执行机关的公安部门无暇顾及，所谓的强制措施形同虚设，没有起到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讯问犯罪嫌疑人。很多犯罪嫌疑人没有认识到及时到案配合诉讼活动的重要性，经常出现“推三阻四”、推延到案、多次通知不到案或者不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的行为，而对于这些情形公诉部门又不可能全部予以逮捕，这涉及到批捕和审判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最终导致诉讼效率提不高。另一方面，部分直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外出（外逃），致使案件不得不退回公安机关，导致先前进行的诉讼准备活动无果而终；更有甚者，部分犯罪嫌疑人在公诉环节能够及时到案，积极配合公诉工作的开展并接受讯问，但当直诉案件移送法院时，被告人却不知去向，无法联系，给公诉工作造成被动。2005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将直诉案件移送法院后，被告人难以通知到案的有29人。如被告人任某被取保候审后，在检察环节均能够及时到案，接受讯问配合公诉工作。但当该案移送法院后，任某及其家人却用各种理由推脱不到案，检察机关不得不决定将其逮捕，以确保诉讼。

　　4、直诉案件增多，不利于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部分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办案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根深蒂固，只注重破案，而对当前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和相关刑事司法政策缺乏理解，再加上检察机关对直诉案件一般都不提前介入，导致移送审查起诉的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在公诉环节才得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据统计，2008年1-6月，我市三台县检察院受理的142件直诉案件中，仅涉枪案件就有30件，占直诉案件总数的21.13%，且涉枪犯罪嫌疑人年龄偏大，70周岁以上的有5人，最大的有74周岁，其中60周岁以上的共有17人，占到此类犯罪的56.67%，例如陈某某非法持有枪支一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的哥哥去世后，陈某某的妻子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一支木把短枪，认为是废品，将其扔于家中的废铁渣中，后经群众举报被民警在其家中查获，经鉴定该枪属枪支，后公安以直诉案件的形式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经我院审查认为：陈某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建议公安撤回。

　　二、对策建议

　　1、严把“收案关”，促使公安机关规范办案，提高案件质量。公诉部门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严格实行内勤统一收案登记制度，同时在收案环节时，应加大审查力度，特别是审查起诉意见书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全；案卷装订是否符合要求，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是否单独组卷；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对于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特别注意，要求公安机关采取具体措施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2、加强检察机关批捕部门的侦查监督职能。对于因证据不足未逮捕，应当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说明不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模棱两可，对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而对于因现实原因无法补充侦查或者补充侦查没有实际意义的案件，批捕部门应该严格把关，直接向公安机关言明。防止公安机关因为批捕无望，便抱着“试试”的心理转为直诉。

　　3、进一步开展刑事和解、不起诉、社区矫正、繁简分流等工作，加强对直诉案件的疏导，促进社会和谐。公诉部门应按照高、省检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精神，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针对各种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比较小的直诉案件，开展刑事和解与不起诉，对被不起诉人开展社区矫正，实现教育挽救的目的，从而做到多措并举，达到对直诉案件的疏导作用。积极推行案件繁简分流及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制度，进一步推动公诉工作创新发展，结合直诉案件数量多、繁简不一、以简单案件居多等现状，积极探索工作机制建设，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和案件质量，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李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