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利代理服务机构收费及其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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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利代理服务机构收费及其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
关于专利代理服务机构收费及其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
北京市专利管理局 市财政局
各区、县科委、财政局、有关局（总公司）、各高等院校、各专利事务所：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京发（1986）21号文《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专利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及国务院有关规定，从事专利代理服务工作可收取服务费。为了推动本市专利工作，现将北京市专利代理服务机构收费及使用办法规定如下：
一、经市专利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专利代理服务机构，在进行专利代理服务工作中应按照北京市专利管理局制定的《北京市专利代理服务收费试行标准》收取服务费（标准见附件）。专利代理人在办理专利代理事务过程中不应另外收费。面向社会的专利代理服务机构，应将收入的15％
上交市专利管理局。作为北京市专利发明开发基金。
二、专利代理服务机构应将兼职代理人所代理项目纯收入的60％交给兼职代理人所在单位，该单位根据撰写申请文件的不同情况将所收金额的一部分付给兼职代理人作为申请文件撰写稿费。撰写稿费应分次付给；在中国专利局受理申请后付给50％、专利申请公开或公告后再付给其
余的50％。兼职代理人每人每月所得申请文件撰写稿费不超过三十元，不计入本单位奖金总额，不征收奖金税，超过部分应按有关规定交纳奖金税。
三、专利代理服务机构可从专利技术开发，专利许可贸易的中介和代理收入中提取5％作为酬金，用于奖励有贡献的个人。
四、本规定自文到之日起执行。北京市专利局（85）京专办发第28号文发布的《北京市专利管理局关于专利代理收费的试行办法》同时作废。
198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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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辩失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摘 要：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近期办理了一件重庆市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因生产、销售地条钢而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难处”有了深刻的体会。然而掩卷反思，我发现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某些条款的不合理规定作为立法缺陷才是刑辩律师尴尬地位的根源。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控辩失衡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现状
1、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规定未能落到实处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律师阅卷、会见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在实践中未能落到实处。
其一，会见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广大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制造种种理由、借口拖延；非涉密案件也要经过批准；限定会见时间、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这使会见流于形式。
其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75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然而笔者深深感到上述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在我经办的重庆市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侦查的这起案件中，自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即开始申请取保候审，但是一直到其被超期羁押，也没能成功。
其三，调查取证难。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只是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且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实践中不但律师的调查取证总是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或制止，而且律师向法院、检察院要求复核或调取证据的申请更是常常不被采纳。无法调查取证，便难以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使得律师在庭审中难有作为。
其四，阅卷难。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但是，律师的这一重要权利并未落到实处。主要表现在检察院、法院留给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的时间短，提供的材料不足，比如只提供证据目录而无证据内容，只提供证人名单而不提供证人证言，只提供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材料而没有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等等。
其五，律师的辩护意见采纳难。法院对控辩双方采取歧视性待遇，法官言行不中立。每当律师提出牵涉证据效力及司法公正的问题时，有的法官往往予以制止，限制辩护律师发言，司法天平明显的向控方倾斜。
2、职业报复——律师的执业权益遭到肆意侵害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双方采用不对等的立法使得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常常遭到践踏。例如，刑诉法关于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刑法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就极为不平等。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实属世界罕见。
律师和侦查、控诉、审判机关一样，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律师们没有权力。一些执法人员虽然执法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簿，但特权思想严重。他们将机关作为“衙门”，往往在律师身上显示作威作福的权力，显示对律师的傲慢与偏见。当律师在庭审辩论中提出不同的观点或论据后，就极力压制和打击，将庭上冲突直接带入案件的处理中，对律师实行赤裸裸的“职业报复”。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原因
1、立法原因
一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忽视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当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时，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造成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于被法官接受；三是刑诉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产生了误导人们的负效应；四是刑事诉讼法许多条款对刑辩律师的正当权利作了种种限制，使得律师手脚遭到束缚，如第36条、37条、96条等。
2、司法体制
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公、检、法占据绝对主要地位，律师的地位很低。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控方力量过于强大，辩方力量过于弱小。公、检、法是一家，强调互相配合，而很少强调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律师成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侦控机关权力过大，且缺少监督制约，加之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倾向严重，使得律师在这种体制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公、检、法时常召开联席会议，排斥律师。律师的水平再高、意见再有道理，司法机关不采纳，律师呼唤奈何！
3、思想观念
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又一原因。刑辩制度所追求的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合法的自由，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大异其趣、南辕北辙。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律师“是站在被告人立场上”、“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为人免灾”。这种观念痼疾阻碍了正当的律师刑事执业。司法人员一旦发现律师提出了不同的对案件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见，就认为律师是在为被告人开脱罪责，是对他们作为司法官员尊严的挑战，最终的后果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三、建立控辩平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1、从程序公正的高度认识控辩平衡的重要性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但在一个案件中，这两者并不总是统一的。那么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哪个优先呢？其实程序的公正对法律而言是宏观上的，结果的公正是针对具体案件，是微观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以发现案件的真实为目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实体公正的层面上，程序是否公正历来不受重视。刑事诉讼应有的一些程序，司法机关要么是根本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也不执行或者不坚决执行。为了追求实体的公正不择手段：用什么方式侦查都可以；没有羁押手续，先关起来再补也不晚等等。违反了程序法，很少被追究责任。本律师承办此案期间，当事人被超期羁押，随后仅补办手续了之，办案人员未受任何追究。重实体，轻程序，必然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必然轻视律师的辩护权利。
2、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赋予辩护律师的讯问到场权，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辩护律师在场极为必要，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套供诱供、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正确进行。律师的单独会见权则有利于真实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及时关注对其有利的事实和证据，从而使得律师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
其次，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条件成熟时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为保障律师辩护职责的履行，律师应当拥有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同时，为配合法院庭审方式的改革，可以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即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之前与律师进行证据交换，必须将其所掌握的拟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向辩护律师展示。对于庭前没有展示的证据，不得在庭审中出示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再次，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取消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制定科学的、完整的规范，从立法上赋予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具体内容包括：辩护律师在依法调查取证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对无故拒不提供证据的，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罚款或拘留。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司法机关如无正当理由，必须批准；对该申请的拒绝，律师有权要求复议，司法机关有义务对不批准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说明。
3、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通过立法不同程度地赋予律师这一权利。
基于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职责上的矛盾对立，加之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控辩双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仅仅因为律师在辩护中的言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终牺牲的仍然是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
针对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困境和现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尤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践中，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普遍存在误解、不满、指责、干涉，甚至打击和迫害。因此，与律师职业有着悠久传统并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国家尚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相比，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制度尚不成熟、缺乏诉讼民主的国度，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四、结 语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它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界限和阻碍，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惟有控辩平衡的博弈才有助于法官发现真相并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使控辩失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恢复平衡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杨宇冠、杨晓春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 《律师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段 文 《谁愿意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 21世纪经济报道
[4] 陈卫东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 中国方正出版社
[5] 《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规定》 检察日报
公安部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54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修订）已经2000年8月8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贾春旺
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规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行为，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以下简称民警）着装，是指公安机关在编在职的民警按照规定，穿着全国公安机关统一的制式服装。
第三条 下列民警工作时间应当着装：
（一）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的民警；
（二）直辖市公安局、省辖市（地）公安局（处）直接从事督察、户政、治安、巡逻、防暴、监所管理、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等工作的民警；
（三）省、自治区公安厅直属直接从事监所管理、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等工作的民警；
（四）公安部直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民警；
（五）各级公安机关直接从事信访工作的民警。
第四条
除处置重大紧急事件或者参加重大活动外，第三条规定以外的民警工作时间不着装。
第五条 民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着装：
（一）执行侦查、警卫等特殊任务或者从事秘密工作不宜着装的；
（二）工作时间非因公外出的；
（三）女民警怀孕后体型发生显著变化的；
（四）因涉嫌违法违纪被停止执行职务、接受审查或者被禁闭的；
（五）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着装的情形。
第六条
民警辞职、调离公安机关或者被辞退、开除公职的，不得着装。
第七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按照规定配套穿着，不同制式警服不得混穿。
（一）执勤、训练、劳动、抢险救灾、处置突发性事件、执行追捕等任务时，通常着执勤服、作训服。其他场合通常着常服，也可以着执勤服。
（二）着常服、执勤服时，内着衬衣，扎系制式领带。
外着制式衬衣时，衬衣下摆扎系于裤腰内，并扎系制式腰带。着长袖衬衣时，扎系制式领带；着短袖衬衣时，可以不扎系领带。
三级警监以上警衔的民警，着白色衬衣、扎系深蓝色领带。一级警督以下警衔的民警中，从事交通管理工作的民警着浅蓝色衬衣、扎系深蓝色领带，其他民警着铁灰色衬衣、扎系浅灰色领带。
（三）着多功能服附内胆时，内着衬衣、冬常服；不附内胆时，内着衬衣、春秋常服或者执勤服。
（四）着常服、执勤服时，佩戴硬肩章。着作训服或者外着制式衬衣时，佩戴扣式软肩章。着多功能服时，佩戴套式软肩章。
（五）除工作需要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外，应当着制式皮鞋、胶鞋。
（六）参加授衔、宣誓、阅警等重大仪式或者外事活动时的着装，按照主管（主办）单位规定执行。
第八条
民警着装时，除在办公区、宿舍内或者其他不宜戴警帽的情形外，应当戴警帽。
（一）着常服、多功能服或者外着制式衬衣时，男民警戴大檐帽，女民警戴翻檐帽。着作训服时，戴警便帽。着执勤服时，可以戴警便帽，也可以男民警戴大檐帽，女民警戴翻檐帽。
（二）戴大檐帽、翻檐帽、警便帽时，帽檐前缘应当与眉齐高。大檐帽饰带应当并拢，并保持水平。戴冬帽时，护脑下缘应当距眉一至三指。
（三）进入室内时，通常脱帽并将其挂在衣帽钩上（帽徽朝下）。无衣帽钩时，立姿可以将警帽用左手托夹于左腋下（帽顶向体外侧，帽徽朝前）；坐姿可以将警帽置于桌（台）前沿左侧或者用左手托放于左侧膝上（帽顶向上，帽徽朝前）。
在宿舍内时，警帽应当统一放置在衣帽架或者床铺被褥上。
（四）驾驶或者乘坐摩托车时，应当戴警用头盔。
第九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按照规定缀钉、佩戴警衔标志、警号、胸徽、帽徽、领花、臂章等。警号佩戴于外衣左胸处，胸徽佩戴于外衣右胸处，臂章佩戴于外衣左臂处。不得佩戴其他与人民警察身份或者执行公务无关的标志。
第十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警服与便服混穿；
（二）不得歪戴警帽，不得披衣、敞怀、挽袖、卷裤腿。常服内着毛衣（衫）或者衬衣内着内衣时，毛衣（衫）、内衣不得外露；
（三）不得在外露的腰带上系挂钥匙或者饰物；
（四）不得赤脚穿鞋或者赤足。男民警鞋跟不得高于三厘米，女民警鞋跟不得高于四厘米；
（五）不得系扎围巾，不得染指甲、留长指甲，不得染彩发、化浓妆、戴首饰；
（六）男民警不得留长发、大鬓角、卷发（自然卷除外）、剃光头或者蓄胡须，女民警发辫不得过肩；
（七）除工作需要或者眼部有严重伤疾外，不得戴有色眼镜。
第十一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举止文明。不得边走边吃东西、扇扇子；不得背手、袖手、插兜、搭肩、挽臂、揽腰；不得嬉笑打闹、高声喧哗；不得席地倒卧。
第十二条
民警着装时，不得在公共场所以及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除参加重大礼仪性活动需要外，不得在公共场所饮酒；非因工作需要，不得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
第十三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随身携带公安机关统一制发的民警专用身份证件。
第十四条
民警着装执行公务时，应当按照规定携带必要的警械装备。
第十五条
两名以上民警着装徒步巡逻执勤或者外出时，应当两人成行、三人成列，威严有序。
第十六条
民警应当爱护和妥善保管警服、警衔标志、警号、胸徽、帽徽、领花、臂章等，不得变卖、出租、抵押、伪造、变造或者擅自拆改，不得赠送、转借给非民警人员。
第十七条
民警季节换装的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规定。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民警，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督察部门依照《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规定进行纠察和处理：
（一）情节轻微的，可以当场进行批评教育和纠正；
（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拒绝、阻碍督察人员执行现场督察工作任务的，可以扣留其证件，并向其所在单位开具《公安督察通知书》，必要时，可以带离现场进行审查教育。
第十九条
违规者所在单位收到《公安督察通知书》后，应当对违规者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扣发当月岗位津贴；对再次违规者，应当在本级公安机关范围内予以通报，并取消当年参与评功授奖资格；对屡教不改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在公务员年度工作考核时评定为不称职档次，给予辞退、行政处分或者降低警衔、取消警衔等处理，并取消所在单位集体和主管领导当年参与评功授奖资格。
违规者所在单位应当及时向发出《公安督察通知书》的上级公安机关书面报送处理结果。
第二十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铁路、交通、民航、林业系统公安机关和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及其人民警察。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着装，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公安部政治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摘 要：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近期办理了一件重庆市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因生产、销售地条钢而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难处”有了深刻的体会。然而掩卷反思，我发现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某些条款的不合理规定作为立法缺陷才是刑辩律师尴尬地位的根源。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控辩失衡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现状
1、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规定未能落到实处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律师阅卷、会见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在实践中未能落到实处。
其一，会见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广大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制造种种理由、借口拖延；非涉密案件也要经过批准；限定会见时间、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这使会见流于形式。
其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75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然而笔者深深感到上述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在我经办的重庆市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侦查的这起案件中，自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即开始申请取保候审，但是一直到其被超期羁押，也没能成功。
其三，调查取证难。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只是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且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实践中不但律师的调查取证总是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或制止，而且律师向法院、检察院要求复核或调取证据的申请更是常常不被采纳。无法调查取证，便难以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使得律师在庭审中难有作为。
其四，阅卷难。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但是，律师的这一重要权利并未落到实处。主要表现在检察院、法院留给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的时间短，提供的材料不足，比如只提供证据目录而无证据内容，只提供证人名单而不提供证人证言，只提供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材料而没有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等等。
其五，律师的辩护意见采纳难。法院对控辩双方采取歧视性待遇，法官言行不中立。每当律师提出牵涉证据效力及司法公正的问题时，有的法官往往予以制止，限制辩护律师发言，司法天平明显的向控方倾斜。
2、职业报复——律师的执业权益遭到肆意侵害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双方采用不对等的立法使得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常常遭到践踏。例如，刑诉法关于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刑法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就极为不平等。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实属世界罕见。
律师和侦查、控诉、审判机关一样，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律师们没有权力。一些执法人员虽然执法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簿，但特权思想严重。他们将机关作为“衙门”，往往在律师身上显示作威作福的权力，显示对律师的傲慢与偏见。当律师在庭审辩论中提出不同的观点或论据后，就极力压制和打击，将庭上冲突直接带入案件的处理中，对律师实行赤裸裸的“职业报复”。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原因
1、立法原因
一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忽视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当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时，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造成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于被法官接受；三是刑诉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产生了误导人们的负效应；四是刑事诉讼法许多条款对刑辩律师的正当权利作了种种限制，使得律师手脚遭到束缚，如第36条、37条、96条等。
2、司法体制
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公、检、法占据绝对主要地位，律师的地位很低。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控方力量过于强大，辩方力量过于弱小。公、检、法是一家，强调互相配合，而很少强调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律师成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侦控机关权力过大，且缺少监督制约，加之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倾向严重，使得律师在这种体制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公、检、法时常召开联席会议，排斥律师。律师的水平再高、意见再有道理，司法机关不采纳，律师呼唤奈何！
3、思想观念
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又一原因。刑辩制度所追求的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合法的自由，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大异其趣、南辕北辙。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律师“是站在被告人立场上”、“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为人免灾”。这种观念痼疾阻碍了正当的律师刑事执业。司法人员一旦发现律师提出了不同的对案件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见，就认为律师是在为被告人开脱罪责，是对他们作为司法官员尊严的挑战，最终的后果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三、建立控辩平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1、从程序公正的高度认识控辩平衡的重要性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但在一个案件中，这两者并不总是统一的。那么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哪个优先呢？其实程序的公正对法律而言是宏观上的，结果的公正是针对具体案件，是微观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以发现案件的真实为目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实体公正的层面上，程序是否公正历来不受重视。刑事诉讼应有的一些程序，司法机关要么是根本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也不执行或者不坚决执行。为了追求实体的公正不择手段：用什么方式侦查都可以；没有羁押手续，先关起来再补也不晚等等。违反了程序法，很少被追究责任。本律师承办此案期间，当事人被超期羁押，随后仅补办手续了之，办案人员未受任何追究。重实体，轻程序，必然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必然轻视律师的辩护权利。
2、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赋予辩护律师的讯问到场权，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辩护律师在场极为必要，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套供诱供、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正确进行。律师的单独会见权则有利于真实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及时关注对其有利的事实和证据，从而使得律师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
其次，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条件成熟时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为保障律师辩护职责的履行，律师应当拥有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同时，为配合法院庭审方式的改革，可以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即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之前与律师进行证据交换，必须将其所掌握的拟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向辩护律师展示。对于庭前没有展示的证据，不得在庭审中出示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再次，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取消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制定科学的、完整的规范，从立法上赋予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具体内容包括：辩护律师在依法调查取证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对无故拒不提供证据的，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罚款或拘留。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司法机关如无正当理由，必须批准；对该申请的拒绝，律师有权要求复议，司法机关有义务对不批准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说明。
3、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通过立法不同程度地赋予律师这一权利。
基于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职责上的矛盾对立，加之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控辩双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仅仅因为律师在辩护中的言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终牺牲的仍然是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
针对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困境和现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尤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践中，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普遍存在误解、不满、指责、干涉，甚至打击和迫害。因此，与律师职业有着悠久传统并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国家尚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相比，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制度尚不成熟、缺乏诉讼民主的国度，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四、结 语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它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界限和阻碍，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惟有控辩平衡的博弈才有助于法官发现真相并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使控辩失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恢复平衡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杨宇冠、杨晓春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 《律师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段 文 《谁愿意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 21世纪经济报道
[4] 陈卫东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 中国方正出版社
[5] 《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规定》 检察日报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54号《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修订）已经2000年8月8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贾春旺
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规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行为，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以下简称民警）着装，是指公安机关在编在职的民警按照规定，穿着全国公安机关统一的制式服装。
第三条 下列民警工作时间应当着装：
（一）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的民警；
（二）直辖市公安局、省辖市（地）公安局（处）直接从事督察、户政、治安、巡逻、防暴、监所管理、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等工作的民警；
（三）省、自治区公安厅直属直接从事监所管理、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等工作的民警；
（四）公安部直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民警；
（五）各级公安机关直接从事信访工作的民警。
第四条
除处置重大紧急事件或者参加重大活动外，第三条规定以外的民警工作时间不着装。
第五条 民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着装：
（一）执行侦查、警卫等特殊任务或者从事秘密工作不宜着装的；
（二）工作时间非因公外出的；
（三）女民警怀孕后体型发生显著变化的；
（四）因涉嫌违法违纪被停止执行职务、接受审查或者被禁闭的；
（五）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着装的情形。
第六条
民警辞职、调离公安机关或者被辞退、开除公职的，不得着装。
第七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按照规定配套穿着，不同制式警服不得混穿。
（一）执勤、训练、劳动、抢险救灾、处置突发性事件、执行追捕等任务时，通常着执勤服、作训服。其他场合通常着常服，也可以着执勤服。
（二）着常服、执勤服时，内着衬衣，扎系制式领带。
外着制式衬衣时，衬衣下摆扎系于裤腰内，并扎系制式腰带。着长袖衬衣时，扎系制式领带；着短袖衬衣时，可以不扎系领带。
三级警监以上警衔的民警，着白色衬衣、扎系深蓝色领带。一级警督以下警衔的民警中，从事交通管理工作的民警着浅蓝色衬衣、扎系深蓝色领带，其他民警着铁灰色衬衣、扎系浅灰色领带。
（三）着多功能服附内胆时，内着衬衣、冬常服；不附内胆时，内着衬衣、春秋常服或者执勤服。
（四）着常服、执勤服时，佩戴硬肩章。着作训服或者外着制式衬衣时，佩戴扣式软肩章。着多功能服时，佩戴套式软肩章。
（五）除工作需要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外，应当着制式皮鞋、胶鞋。
（六）参加授衔、宣誓、阅警等重大仪式或者外事活动时的着装，按照主管（主办）单位规定执行。
第八条
民警着装时，除在办公区、宿舍内或者其他不宜戴警帽的情形外，应当戴警帽。
（一）着常服、多功能服或者外着制式衬衣时，男民警戴大檐帽，女民警戴翻檐帽。着作训服时，戴警便帽。着执勤服时，可以戴警便帽，也可以男民警戴大檐帽，女民警戴翻檐帽。
（二）戴大檐帽、翻檐帽、警便帽时，帽檐前缘应当与眉齐高。大檐帽饰带应当并拢，并保持水平。戴冬帽时，护脑下缘应当距眉一至三指。
（三）进入室内时，通常脱帽并将其挂在衣帽钩上（帽徽朝下）。无衣帽钩时，立姿可以将警帽用左手托夹于左腋下（帽顶向体外侧，帽徽朝前）；坐姿可以将警帽置于桌（台）前沿左侧或者用左手托放于左侧膝上（帽顶向上，帽徽朝前）。
在宿舍内时，警帽应当统一放置在衣帽架或者床铺被褥上。
（四）驾驶或者乘坐摩托车时，应当戴警用头盔。
第九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按照规定缀钉、佩戴警衔标志、警号、胸徽、帽徽、领花、臂章等。警号佩戴于外衣左胸处，胸徽佩戴于外衣右胸处，臂章佩戴于外衣左臂处。不得佩戴其他与人民警察身份或者执行公务无关的标志。
第十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警服与便服混穿；
（二）不得歪戴警帽，不得披衣、敞怀、挽袖、卷裤腿。常服内着毛衣（衫）或者衬衣内着内衣时，毛衣（衫）、内衣不得外露；
（三）不得在外露的腰带上系挂钥匙或者饰物；
（四）不得赤脚穿鞋或者赤足。男民警鞋跟不得高于三厘米，女民警鞋跟不得高于四厘米；
（五）不得系扎围巾，不得染指甲、留长指甲，不得染彩发、化浓妆、戴首饰；
（六）男民警不得留长发、大鬓角、卷发（自然卷除外）、剃光头或者蓄胡须，女民警发辫不得过肩；
（七）除工作需要或者眼部有严重伤疾外，不得戴有色眼镜。
第十一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举止文明。不得边走边吃东西、扇扇子；不得背手、袖手、插兜、搭肩、挽臂、揽腰；不得嬉笑打闹、高声喧哗；不得席地倒卧。
第十二条
民警着装时，不得在公共场所以及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除参加重大礼仪性活动需要外，不得在公共场所饮酒；非因工作需要，不得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
第十三条
民警着装时，应当随身携带公安机关统一制发的民警专用身份证件。
第十四条
民警着装执行公务时，应当按照规定携带必要的警械装备。
第十五条
两名以上民警着装徒步巡逻执勤或者外出时，应当两人成行、三人成列，威严有序。
第十六条
民警应当爱护和妥善保管警服、警衔标志、警号、胸徽、帽徽、领花、臂章等，不得变卖、出租、抵押、伪造、变造或者擅自拆改，不得赠送、转借给非民警人员。
第十七条
民警季节换装的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规定。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民警，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督察部门依照《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规定进行纠察和处理：
（一）情节轻微的，可以当场进行批评教育和纠正；
（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拒绝、阻碍督察人员执行现场督察工作任务的，可以扣留其证件，并向其所在单位开具《公安督察通知书》，必要时，可以带离现场进行审查教育。
第十九条
违规者所在单位收到《公安督察通知书》后，应当对违规者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扣发当月岗位津贴；对再次违规者，应当在本级公安机关范围内予以通报，并取消当年参与评功授奖资格；对屡教不改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在公务员年度工作考核时评定为不称职档次，给予辞退、行政处分或者降低警衔、取消警衔等处理，并取消所在单位集体和主管领导当年参与评功授奖资格。
违规者所在单位应当及时向发出《公安督察通知书》的上级公安机关书面报送处理结果。
第二十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铁路、交通、民航、林业系统公安机关和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及其人民警察。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着装，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公安部政治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