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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的若干问题及其适用/曹诗权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8 08:10:49  浏览:8644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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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的若干问题及其适用

法商研究 发表时间:199605
作者:陈小君/曹诗权

顺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适时颁行,标志着我国物权和债权制度又有了一个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立法带有欲尽早化解市场风险的急燥性和现实社会功利取向,使《担保法》一出台即带有某些不足,尤其是在质权这一古老而又新奇的领域表现甚为突出。为此,笔者结合《担保法》,借鉴国外有关模式和国内若干理论研究成果,就质权的占有、归类和质权人的善意取得、转质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学界同仁的呼应和立法的补正。

一、质权的界定

现代民法通说认为,当某物被作为给债权人的担保物而由债权人占有直至债务关系届满时,便产生质权。我国《担保法》没有使用质权一词,更没有给质权直接下定义。在该法“质押”章中,甚至未界定质押的内涵,仅规定了何为动产质押,而对权利质押亦缺乏概念归纳。但这并不能否认我国法律有质权制度。


在民法机理上,质押就是设定质权的行为,质权是质押行为所引发的担保物权之一类,将质权称为质押权应无异说。早在古罗马法时期,《民法大全》中甚至就有质押与质权通用的情形:“《论十二表法》第6卷‘质押’(pignus)一词源于‘拳头’(pugnus)。
因为用于质押之物要被亲手交付,所以一些人认为质权(piguns)本身被设定于动产之上。”〔1〕

我国《担保法》之所以也使用了“质押”一词,立法者或许有两点考虑:第一,担保法并不是物权法,其中凡涉及章之名目,均未带“权”字,突出表明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均为债权担保的方式,供平等民事主体从事民商事活动时适用。第二,过去我国抵押质押合一,统称抵押,现立法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缺陷,对民法通则的条款作了修正,将抵押、质押从制度上分立,颇具科学性。那么,均反映物之交换价值的“抵押”与“质押”之名称,排列起来较为对称。当然,传统民法中质与质押使用时没有大的区别,《担保法》如此规定亦无不妥。


观质权之概念,国内外学者多有论及,定义的内容大同小异,概言之,即债权人因担保之目的,占有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的标的物,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得以其占有物之价值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由此可以看出,质权的核心内容有两项:一是对质物的占有权;二是对质物的留置、变价优先受偿权。

二、质权占有的诠释

占有既是质权的内容之一,也是质权区别于抵押权的表征。它包括占有有体物和可让与之无体物,有体物中又含有动产和不动产。这种质权标的在立法或学理上的分类,无疑增加了理解占有的复杂性。

一般而言,质权以占有为要件,于出质期间,交标的物给质权人占有,出质人不得为使用收益,这种作用反映了有体物质权的占有状况,是为质权之典型。

但是,对于可让与的无体物的占有来说,认识却不那么简单。在有明确规范占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一般还不得直接适用占有转移的规定,如我国《台湾民法典》第940
条规定:“对于物有事实上管领之力者,为占有人”。这时的“占有”原本是为自己抑或为他人对有体物的占有。所以,台湾有学者认为:“查民律草案第一千二百四十三条理由谓动产质权之设定,也须转移占有,而此项权利,于设定权利质不得准用。”〔2〕但是,就我国《担保法》中的权利质权的设定来看,
如何认识其中的占有,我国民法并没有专门的占有规定,这是立法漏洞。所以,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权利非物(普遍指有体物),原不得为占有之标的,但法无明文,可以理解为“权利的现实行使与物的事实上管领,就权利人而言,其情形恰好相同,法律对于物的事实上管领,为维持社会秩序及交易安全,即予以保护,基于同一理由,对于权利之现实行使,法律亦应予以保护。”〔3〕这就是说,
当权利从一方转至另一方控制力之下,与事实上“管领之力”并无必要作硬性区分。“权利质权证券之交付,质权设定之通知或其他方法,使发生占有转移或其类似之效力。”〔4〕实际上,近代各国立法例,如德国、瑞士、日本、
奥地利等国民法,均对权利占有的保护,准用一般占有的规定,我国《台湾民法典》也于第966条中作出了类似规定。因此,对于权利质权的占有,完全可以站在对占有之“管领力”这个实质要点的把握上来领会。我国《担保法》规定更直接:“权利质押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规定”。注意是“适用”不是“准用”。显然,我国动产质押所涉占有,有助于对权利质权之标的物——权利占有的理解。


我们考虑,权利质权之标的物的占有还不仅是理论上论之有据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在实务中把握和操作。在我国,依法可以质押的权利有两大类,即明示性权利与概括性权利,《担保法》第75条第1~3款为明示性质押之权利,质权人对这部分权利的占有或现实行使法有明文,已体现管领之力,至少具有对权利之处分权,如以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财产权出质的,法律规定,除订立书面合同并进行出质登记外,还严格规定出质人不得对上述权利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这对于维护质权人的利益起到了稳固安全的良好效果。然而,概括性权利(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该怎么体现质权人的“管领之力”呢?仅有《担保法》第81条“适用本章第一节”的规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防止出质人未经质权人同意将出质之权利处分掉,非有一个既不违法又切实可行的操作技术或手段不可,这一手段必须以对占有有实质的把握为基础。以土地使用权作质权为例,如何将其置于质权人的控制之中?当事人既可以比照明示性权利出质,在签订质押合同后去公证部门办理质押登记,同时又可将土地使用证书由出质人交付给质权人,以生设定质权之效力。还有不动产上的收益权质押,在我国市场日趋繁荣的条件下,也不会在少数,特别是城镇房屋租赁权、乡村承包(土地、水域、山林等)收益权质押,此质权人若实现占有控制,就不如对土地使用权便利,但可通过其他方法以显示其管领占有之力,如订立合同明确质权人有取得不动产果实的权利、直接控制债权(收取租金或派人担任出租人之财务主管)等。其目的有三个:一是防止出质人脱法,私下处分出质权利,使质权落空;二是有助于质权人切实获得权利所生价值,以充清偿之用;〔5〕三是免去了如抵押担保的繁琐程序,方便了当事人。
但应注意,在不动产上设定的权利质权,均不得直接占有物之本身,否则,将与不动产质权相混淆,违反了物权法定化之原则。

对于不动产质权,虽然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立法采不承认主义,但它毕竟仍在有影响力的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实行着。对于这一类标的物如何实现占有?上述两个国家民法的规定大致相同,法国民法规定的不动产质权,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不动产交付给债权人留置,以不动产的收益抵充债权利息……,日本民法也是以设定合同并必须交付不动产才允许成立不动产质权的。两者都是实实在在对不动产的管领,占有移转的交付均为该质权的成立要件。但是,除标的物等明显不同外,该质权与动产质权还有一个区别,即继续占有不动产并非此类质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即质权人设定不动产质权后,可以将质物交还给出质人,还可出租给第三人,但并不因此消灭不动产质权。而持续占有直至债权完全圆满地清偿则是动产质权成立存续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还可看出不动产质权与我国典权也存在明显差别,所以,不能因典权的存在而否认不动产质权。至于我国为什么未规定不动产质权?应承认主要还是从法制史上考虑较多,不动产质权是农业经济的产物,随着社会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育和壮大,适用极少,作用甚微,有被挤出质权之列的趋势。而利用不动产进行担保,抵押方式更胜一筹。

三、质权归类的明辩

如前所述,在我国,质权制度肯定地分为动产质权与权利质权,即这两类都是质权。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赞成将权利质权视为准质权,而导致理论上仅将动产质权视为质权之正宗的意图。


首先,质权的性质是以取得客体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为终极目的,尽管对权利质权性质早有“让与说”与“权利标的说”之争,但从其客体直接取得一定交换价值的权能来看,权利质权与动产质权并无二致。无论是哪类质权都不能改变取得交换价值这一特性。质权客体的差别只会在质权的成立方式、效力范围和行使方式等具体操作的问题上呈现出来,无碍于根本。称权利质权为准质权,只表明名称的变换,不仅没有意义,还容易给人以权利质权是“貌似质权,实非质权”之疑问。


其次,权利质与动产质事实上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换,如因质物灭失,出质人取得损害赔偿债权时,质权人可依物上代位原则,于该债权上行使质权,此时质权的标的物已由有体物转变为权利。而权利质之质权人行使债权收取标的物为有体物时,则是权利质向物之质权变更的典型。〔6〕这就说明,两者位置可以互换,不存在相互排斥,
更没有体现出权利质与物之质存有大异,自然也就无所谓“正宗”与“准”之划分了。

再则,权利质在现代之作用逐渐扩张,其优越性和适用范围并不在物之质之下,若不以发展的目光视之,一味沿袭权利质只能是质权之例外的价值取向,无异于扼杀权利质权的生存,至少僵化了物权理论,对实践也决不会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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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识产权应对金融危机

王正志


  时下的经济形式已经众所周知,耳闻目睹:经济萧条,危机四伏,不少企业已经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财经网》称,全球金融系统正面临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

  始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癣疥之疾,如何酿成全球性的深重危机?经济危机如何应对,怎样复苏等等当然不是立即就有简单的问题。作为知识产权的实践者,本文作者认为,国内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知识产权眼下倒是有了发展的机遇,或者说,发展知识产权的春天到了。

  分析一下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倒下的中国企业,多数是缺乏自主创新的企业,尤其是外贸领域里企业,没有自主技术,没有自己的专利,没有自己的商标。另一方面,一直重视知识产权的华为,尽管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在2008年仍获得233亿美元销售额,比上一年度增长46%。而据报道今年华为的预计合同销售金额3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另外,不久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08年全球专利申请情况当中显示: 华为去年总共提交了1737项PCT国际专利申请,第一次由中国企业在该排行榜上名居榜首。有无知识产权意识,企业的命运天壤之别。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18世纪西方国家技术创新“爆炸性”增长的重要原因,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必须反思自己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寻找出路,正视知识产权的巨大作用,从基础抓起。

一、建立企业基本的知识产权制度

  企业知识产权制度是基础是保障,比如企业商标登记制度,企业专利申报制度,企业核心专利制度,企业知识产权合同管理制度,企业知识产权资产管理制度,企业知识产权监控制度,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海关管理制度等。建立健全这些制度的可以一方面使企业更加全面的掌握自身知识产权的状况,便于行业内的比较与对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管理和利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有形价值。
  建立制度后需要有专门的部门与人力保障基本制度的执行,不能让制度成为一纸空文。

二、积极开发利用知识产权

  企业可以在金融危机中利用知识产权进行盈利。首先,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质押融资。北京等城市已经形成良好的机制促进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融资贷款。很多地方还开放或扩大了知识产权作为出资形式的比例。本所服务的一家高新企业三年前采用我们的建议,评估自有的计算机软件专利与著作权后作为资产增加了注册资本,轻松实现了融资发展的目标;其次,企业可以实施知识产权许可。企业应当研究许可制度,充分利用持有技术的优势,分区域分时段地许可他人实施自有知识产权,既可把企业的知识产权变现,又能兼顾市场发展,控制竞争局面。本所的另一客户2008年10月通过一项专利许可,一次性获得人民币5000万的许可费用。第三,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转让,盘活部分无形资产。不少企业已经拥有大量的专利和商标,也有数量可观的其他无形财产。但由于缺乏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认识,往往将申请过的证书束之高阁,有的甚至忘记续展续费。如果有经营流转知识产权的意识,则应加强市场观察,与专业机构保持紧密合作,了解同行业情况,及时接触有关企业,把知识产权的价值开发利用起来。某外国企业在华准备扩大业务范围,发现拟发展的区域已经有中国公司注册了与本公司主商标相似的标识。该中国公司有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市场信息也十分关注。后经有关机构撮合,以不菲的价格转让了该商标。

三、积极利用知识产权维护企业自身权益

  企业知识产权中的know-how,专有技术以及其他商业秘密往往是企业技术的核心,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保护此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金融危机下不少企业开始剪裁员工。此时商业秘密流失的可能性增大。企业应当与掌握商业秘密的员工、商业交往中的其他主体签订商业秘密协议,用合同的方式来约束员工以及企业交往的主体利用企业商业秘密为自己牟利。另外,对于市场中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积极进行维权,这样能避免企业利益受损,也可以要求侵权方赔偿损失,使企业在经济上得到补偿。

  总之,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应当比较总结他人经验,弥补自身不足。积极学习知识产权开发成功企业的经验,强化知识产权立身的观念,把知识产权的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利用知识产权开发企业利益的新增长点,这样不仅可以应对眼前的经济危机,又能增强企业实力,进一步实现企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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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圭宇




在当今世界上,但凡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在其宪法当中都会确立一项特殊的制度,即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监督总统更好地履行宪法职权,发挥其在国家宪政结构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以期达到它与国家权力结构中其他各项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制约。
俄罗斯联邦宪法上的总统弹劾制,同样与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联邦总统制,溯源于苏联解体前所实施的总统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产物。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法,它通过修改补充苏联宪法第127条等内容,在苏联历史上首次确认了总统制。至于当初设立总统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通过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方法来强化对国家法律和其他国家决定的执行机制,以保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现行宪法。它确认了俄罗斯联邦现行的总统制,即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同1991年时的总统制相比,现行俄罗斯联邦总统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在国家宪政结构中凌驾于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这三权之上,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1条就明确宣称,“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权”。甚至,和实行典型总统制的美国相比,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其总统弹劾制度。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之规定,俄罗斯联邦弹劾总统的根据在于“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把之前《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曾规定“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法律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誓词”这一弹劾根据予以删除。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弹劾程序,宪法做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对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的认证和联邦委员会通过弹劾决议这三个重要阶段。不仅如此,在每一个阶段,又有更为严格的步骤和时间限制,致使宪法上规定的这个总统弹劾程序变得“无法实现”。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确认了一个比美国总统弹劾制更难以实现的总统弹劾制。正是由于该总统弹劾程序的极其严格性,时至今日,在俄罗斯联邦宪政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正式的总统弹劾案。
俄罗斯联邦历史上这唯一的一次总统弹劾案,发生在叶利钦总统时期。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之后,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并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当时,围绕宪法草案的内容,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派”一方曾与以苏共为首的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以叶利钦主导下的宪法草案获得通过而告终。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新通过的宪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宪政制度原则,指明了把俄罗斯改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进方向,宣布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质为“实行共和制的民主的、法治的联邦国家”。为此,俄罗斯联邦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阵营视其为叶利钦主导下的“罪恶制度”,以至于对其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在叶利钦担任两届总统期间,俄共以各种理由(比如,俄罗斯联邦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等)多次要求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并以对叶利钦提出弹劾指控相威胁。
最终,在1999年5月,国家杜马中的俄共等左派以1991年签署和准备实施“别洛韦日协议”、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1996年在车臣实施军事行动、导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衰败和镇压俄罗斯人民这五个罪名正式对叶利钦提出总统弹劾指控动议。结果,国家杜马未能就上述五点指控中的任何一点获得其全体代表的2/3多数票赞成,因此,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夭折在了总统弹劾程序第一阶段当中的第一步骤,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1999年5月15日,国家杜马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指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尽管现行宪法是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的,但它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意愿和选择。至于在俄罗斯联邦设立总统制,一则是全民公决决定的,二则是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在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经济动荡的局面;在政治上,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刚刚独立,面临地方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去引领俄罗斯联邦实现平稳过渡,因而就不会允许通过弹劾程序轻而易举地变换总统,以免出现政治动荡。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前后毅然决然选择实行总统制,而且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性地位。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修改了现行宪法,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五年,也充分彰显了总统在俄罗斯联邦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制以及总统弹劾程序在社会转型期的运作实践,揭示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一个强有力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治转轨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期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上的转轨、经济上的转型、文化上的弥合、社会上的矛盾,在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道路上,要注意政治力量对其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还要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循序渐进的进路。我们应该加强对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建设与改革的研究,因为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革命政治”,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法治(宪法)政治”,而不妨称之为“转型政治(学)”。目前,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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