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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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的决定》，于2012年3月16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12年6月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O一二年七月六日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行政区域内贺兰山岩画的保护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贺兰山岩画，是指分布在银川市行政区域内贺兰山东麓诸山口及荒漠草原上，由古代人类用石器、金属器磨刻、凿刻或者使用颜料绘制在岩石上的，反映当时人类活动及自然、社会形态的图画、符号等历史文化遗存。
第三条 银川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是本市行政区域内贺兰山岩画保护管理的主管部门，贺兰山岩画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岩画管理机构）具体负责贺兰山岩画的保护和管理，受市文物行政部门委托行使行政处罚权。贺兰山岩画保护工作受市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做好本辖区内贺兰山岩画的保护管理工作。
市规划、国土资源、发展和改革、建设、环保、园林、水务、公安、工商、民政、旅游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贺兰山岩画的保护工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贺兰山岩画保护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贺兰山岩画保护提供捐赠、赞助。捐赠、赞助的款物应当用于贺兰山岩画的保护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五条 贺兰山岩画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贺兰山岩画的义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制止、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第六条 对在贺兰山岩画保护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和岩画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贺兰山岩画保护范围会同有关单位编制贺兰山岩画总体保护规划和分区保护规划。贺兰山岩画总体保护规划和分区保护规划应当与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规划相协调。
第八条 岩画管理机构应当在贺兰山岩画保护范围内，树立保护标志、界桩及其他保护设施，并建立贺兰山岩画档案。
第九条 贺兰山岩画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存，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
（一）盗窃、哄抢、私分或者非法侵占贺兰山岩画；
（二）买卖贺兰山岩画；（三）脱模复制贺兰山岩画；（四）挖掘、撬砸、刻划、涂污、故意踩踏贺兰山岩画；
（五）在与贺兰山岩画共存的自然环境中移动贺兰山岩画，但需对贺兰山岩画采取保护性措施的除外；
（六）其他危害贺兰山岩画的行为。
第十条 在贺兰山岩画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采石、挖砂；
（二）放牧、掘土、建坟、采伐、垦荒、演习、练车；
（三）移动、损坏贺兰山岩画的保护标志、界桩及其他保护设施；
（四）排放污水、废气、倾倒垃圾废物；
（五）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其他危险品；
（六）其他有碍贺兰山岩画等文物古迹安全和破坏与贺兰山岩画共存的自然环境风貌的活动。
第十一条 在贺兰山岩画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进行与贺兰山岩画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第十二条 经批准在贺兰山岩画保护范围内进行的道路、供电、供水、防洪、通讯等公共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不得危及贺兰山岩画及其他文物的安全，不得破坏与贺兰山岩画共存的自然环境风貌。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发现岩画或者疑似岩画及其他文物，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并向市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岩画管理机构报告。市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岩画管理机构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提出保护措施，必要时可通知公安部门协助保护现场。
第十四条 在划定的贺兰山岩画保护范围内，凡不符合保护贺兰山岩画及其他文物古迹、自然环境风貌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改造或者征收。
第十五条 经批准在贺兰山岩画保护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勘探等活动的，应当由市文物行政部门和岩画管理机构派专业人员参与。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对贺兰山岩画进行复制、影视拍摄等活动，应当经岩画管理机构同意并报市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在确保文物安全的条件下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拓印贺兰山岩画，但是文物保护研究单位作为科研资料除外。
第十七条 公安、工商、文物、海关等部门依法收缴的贺兰山岩画，应当在结案三十日内无偿移交岩画管理机构登记收藏。
对散失在民间的贺兰山岩画，由岩画管理机构负责收回，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经营额一万元以上的，处以违法经营额五倍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以二万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四）、（五）项规定，由市文物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千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二）项规定的，由国土资源、林业、民政、公安、环保等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移动、损坏贺兰山岩画保护标志、界桩及其他保护设施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处以一千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五）项规定的，由环保、公安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市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岩画损坏的，处以十万元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处以五万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施工中发现贺兰山岩画及其他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追缴；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擅自进行复制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没收违法工具和制品，处以一万元罚款；擅自进行影视拍摄活动、拓印的，由市文物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拍摄、拓印，给予警告，并没收拍摄、拓印的全部岩画资料；拒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贺兰山岩画及其他文物灭失、损毁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和岩画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文物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拒绝、阻碍市文物行政部门和岩画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市境内其他地区分布的岩画的保护，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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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是专利最重要的实质性条件，专利创造性判断在我国专利授权确权审判中是最重要的问题，[1]对专利创造性制度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虽然国际上一般承认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2]但美国的专利制度却是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典范。本文拟通过对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司法变迁的研究，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正确判断专利创造性提供帮助。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创设与发展
（一）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前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由司法创设是因为立法有空白。《美国联邦宪法》第8条赋予国会授予专利权的权力，但没有规定具体标准。专利制度需要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模糊的“发明”标准。[3]专利性标准的最早参考文献来自1790年美国《专利法》，其只是简单要求“发明”应当“足以有用并重要”。[4]根据1790年《专利法》，由国务卿牵头，与战争部长、司法部长三人组成设置在国务院内的专利审查机构，时任国务卿、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Jefferson）成了美国最早的专利审查员。杰弗逊被过多细微的专利所困扰，因此建议改变立法，拒绝对那些并不重要和显而易见的发明授予排他性权利。[5]1793年美国《专利法》规定了新颖性和实用性，此后，美国专利法被修正了约50次，但国会一直坚持专利的制定法标准仅限于1793年《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Hotchkiss案是第一个确立专利创造性的司法判例。在1793年《专利法》背景下，早期的司法判例曾经拒绝确立创造性制度。例如，在1825年的Earle案中法院拒绝认为专利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有其他条件。[6]1851年的Hotchkiss案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专利判例，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初审法院给陪审团的一个指示，即专利性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发明”被用来表述创造性。[7] Hotchkiss案开启了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史，为后来制定法中的非显而易见性条款播下了种子。由于“发明”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创造性，因此在此后各种判例中的适用非常混乱。[8]例如，在1875年的Reckendorfer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进了在Hotchkiss案中的观点，引入了“创造性天赋”标准（“inventive genius” test）；[9]1941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在Cuno案中提出了“创造性天赋的火花”标准（“flash of creative genius” test）。[10]
在专利创造性制度被司法判例创设的初期，辅助判断因素很快就被第一次提出。1876年的Smith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被认为第一次采用了后来被称为“辅助判断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或“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 indicia of obviousness or non-obviousness）。[11]在1891年的Magowa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发明的商业成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事实，在专利性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12]关于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1892年的Washburn＆Moen案较早地明确表示，发明的价值不应当放在与其背景相隔离的真空中进行评判，而是应当放在本技术领域的背景中进行评判，辅助判断因素有利于正确理解发明的背景。[13]
巡回法院建立前，美国早期的判例表现出两个司法学派的分野。1850年至1891年美国国会建立巡回上诉法院期间的诸多判决，在决定发明是否具备“发明”条件时，判断方法上存在的分歧形成了20世纪的两个司法学派：一派主张，发明的创造性判断应当结合发明作出的技术背景和产业发展状况来进行，应当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另一派则主张，发明应当隔离其技术背景来判断是否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只是参考现有技术中的对比文件而不关注本技术领域当时和之后的发展状况才有利于避免事后眼光（hindsight）。
（二）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
1891年巡回法院建立后，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在积极探索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具体规则。巡回上诉法院建立起来以及调卷令制度实施后，美国最高法院能够选择其审理的专利案件的数量和类型。尽管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在1892年至1930期间，仍然表现出了对专利创造性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不断强调背景知识对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并且不断拒绝适用主观性太强的创造性判断标准。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强调要考虑发明的商业成功，认为发明者的成功应当作为专利性的考虑因素，而且明确地拒绝了主观且难以操作的“创造性天赋”标准，倾向于根据发明在结果上的技术贡献来确定其专利性。[14]
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有时也忽视发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不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例如，在1935年的Paramount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并不重视发明在商业上的成功，对他人在解决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失败也不予考虑。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只有要在对本发明是否显而易见有疑问”时，这些证据才能够“放在天平上衡量”。[15]
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Roosevelt）总统看起来对专利也持怀疑态度，这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更加苛刻。在1938年给国会的意见中，罗斯福主张专利制度是“困扰国家的经济病”。二战结束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开展了一项反对专利滥用的运动”。[16]在1937年前的10年间，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了17个专利无效的同时只认定了2个专利有效。[17]在1949年的Jungersen案中，杰克逊法官写下了令当时的专利界震惊的著名断言：“美国最高法院对认定专利无效的热衷，将会使得只有美国最高法院的手够不着的那个专利才能有幸成为惟一有效的专利。”[18]
在20世纪初至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待专利和“发明”标准的路途中走得非常曲折，“发明”标准可以像橡皮一样被捏弄成各种形状以满足个案中的创造性判断，创造性判断的判例充斥着混乱和主观性，这导致了下级法院的困惑和专利界的迷茫。[19]正如汉德法官1955年在Lyon案中表示，“发明”也许是最为令人困惑的概念。[20]
二、《专利法》第103条与司法的互动
（一）第103条制定前后的司法动态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判决中缺乏统一的创造性判断标准，各方都呼吁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创造性。例如，1948年由著名发明家凯特林（Kettering）带领的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National Patent Planning Commission）制作的关于《专利法》状况的报告认为：专利制度最大的技术缺陷在于对于“发明”的界定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呼吁“专利性应当通过发明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来客观地决定，而不是通过发明完成过程的性质来主观地决定”。[21]面对各种呼声，美国专利局安排首席审查员费德里科（Federico）起草《专利法》，全国专利法协会理事会安排瑞奇（Rich）参与起草。[22]1952年，修改后的美国《专利法》得以通过，其中第103条将专利创造性明确规定为发明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第103条的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相对于“发明”标准有了巨大的进步。虽然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最终还是主观判断，但基于创造性才能、天赋、火花、惊奇和激动等标准作出判断，与基于现有技术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有巨大差异。这个标准不会使审查员和法官随意以各种主观原因认定一项发明不具备专利性，使得他们必须以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这样的词语来表述。虽然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能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决定仍是主观的，但这是一个可以举出证据的表述。[23]
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几年中，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等多数法院和美国专利局并没有正确认识并适用体现在第103条中的精细立法变化。1955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首个涉及专利性的案件，初出茅庐的第103条遇到了受到极大尊重的汉德法官来适用它。这个案件是Lyon案，汉德法官在判决中表示，1952年《专利法》体现了美国国会有意恢复Hotchkiss案规则的目的，而且将其提升为制定法。[24]其他几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随后采用了汉德法官对第103条的解释。[25]通过援引Lyon案，这些法院开始将认定专利有效的理由建立在“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以及是否这些区别“在发明做出时，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创造性判断方法和步骤符合了第103条规定的创造性标准。
虽然辅助判断因素没有被第103条所采用，但在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中却得到许多法院的重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等因素作为立法建议提交到众议院，但到最后，并没有辅助判断因素被制定法所确认，原因可能是辅助判断因素在案例法中的适用缺乏统一性。第103条制定后，随着汉德法官的指引，许多法院采用了例如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和商业成功等客观因素来判断显而易见。[26]
（二）Graham案的重要影响
1966年，第103条最终通过四个案件摆在了美国最高法院面前：Graham案、[27]Calmar案、[28]Colgate案、[29]Adams案。[30]在三个涉及第103条的案件中，Graham案与第103条最为相关。克拉克（Clark）法官起草了Graham案的判决，他明确表示在已有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制定法为专利性又增加了非显而易见性，法院应当抛弃“发明”标准。克拉克法官在判决中认为，第103条与Hotchkiss案有紧密的联系，二者都强调了发明的技术领域和在该技术领域的进步，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国会强调的“非显而易见”更有可操作性，而非容易导致不同理解的“发明”标准。[31]克拉克法官强调，美国专利局对第103条的适用应当“严格地坚持”在Graham案中所解释的1952年美国《专利法》第103条。[32]
Graham案是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司法变迁的里程碑，不仅明确了Graham案要素，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Graham案的判决书中列举了判断显而易见性时应当依据的事实要件：现有技术的范围和内容应当被认定；现有技术与争议权利要求之间的区别应当确定；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水平应当明确。在这些前提下，再来确定技术方案是否显而易见，这就是所谓的Graham要素。Graham案还强调辅助判断因素，例如商业上的成功、长期存在但未满足的需求、他人的失败等，可能被用于帮助认定发明技术方案的最初技术背景，作为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这些标准都具有关联性，可以用于帮助认定发明的最初技术背景。[33]在Graham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相信，恪守这里所确定的各种要求，将产生国会在1952年《专利法》中所要求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在Graham之后，各巡回上诉法院应当在创造性判断过程中认定Graham案中确定的事实要件，[34]而且认为创造性应当按照发明作出时的情况来判断，而不是基于事后眼光。[35]如果不遵循Graham案的规则，法院的判决将会被改判。[36]
（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第103条的巩固
早在Graham案之前，美国联邦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CCPA）就在第103条的适用中确立了TSM检验法即“教导—启示—动机”检验法（teaching-suggestion-motivation（TSM） test）。[37]TSM检验法有利于防止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事后眼光，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81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成立后，继续坚持适用TSM检验法。虽然围绕TSM检验法一直存在争议，但TSM检验法无疑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最大招牌，有力地促进了第103条适用标准的统一。
作为专利案件的惟一上诉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已经被任命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瑞奇努力引导律师和法官在所有的创造性判断案件中都要考虑辅助判断因素。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马克（Markey）法官也强调辅助判断因素的重要性，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辅助判断因素在重要性上并不是辅助性的，他们的辅助性只是体现在时间顺序上。[38]在Stratoflex案中，马克法官强调辅助判断证据并不只是在对是否显而易见有疑惑时才使用，Graham要素需要全面考虑，并不存在优先的要件以忽视对其他要件的考察。[39]由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重视，1978年美国专利商标局修改专利审查指南时正式规定创造性判断时要考虑商业成功和其他涉及创造性的因素。
三、KSR案对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发展
（一）KSR案之前对TSM检验法的争议
2007年KSR案[40]之前，有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TSM检验法降低了专利创造性的判断标准。1994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专利创造性标准举行了听证，听证会上惟一的争议在于专利创造性标准是否应当再严格一些。[41] 2001年，有学者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995年前15年间的判决进行研究，认为被认定为不具备创造性的发明的比例有所下降。[42]200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题为《促进创新：专利法与政策的适度平衡》的研究报告。[43] 2004年，另一研究机构发布了题为《21世纪的专利制度》的研究报告。[44]这两个报告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例为重点进行了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不恰当地降低了创造性标准，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TSM检验法的适用。
（二）KSR案对TSM检验法的评价
2007年的KSR案首先明确专利创造性判断应当遵守Graham案中确立的规则。最高法院在KSR案的判决中认为，对于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Graham案规则确定了宽泛的认定要件并要求重视可能有用的辅助判断因素，已确立一个灵活的判断方法，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统一性和确定性。[45]在KSR案中，最高法院分析了TSM检验法与Graham案规则的关系，认为适用Graham案规则与适用TSM检验法并不存在冲突。
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指出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MS检验法时存在的错误，认为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TMS检验法提供了有益的视角，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但并不能成为僵化的强制形式。如果死板地适用TSM检验法，正如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KSR案中的适用，就会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先例规则不符。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利创造性判断不能局限于教导、启示和动机的形式化概念，或者过分强调出版文献和公开专利的表面内容。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并不能将分析局限于过于机械的方式，事实上市场需求远远要比科技文献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将专利授予并没有创造性的发明，例如将已知要素组合起来的发明，将会剥夺现有技术的价值和用途。美国最高法院强调，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46]
（三）KSR案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指出适用TSM检验法存在的问题，从四个方面明确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规则。第一，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一错误是，认为法官和专利审查员只能受到专利权人试图解决的技术问题的限制，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激励专利权人解决的技术问题只是发明要解决的诸多技术问题之一。问题并不在于发明相对于专利权人是否显而易见，而是在于发明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在这种正确的分析前提下，在发明作出时本领域的任何需求和问题，以及专利本身所说的技术问题，都可能是将发明中的各种要素组合起来的原因。[47]本领域技术人员与发明人认识到的技术问题可能不相同，发明人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选择作为起点的现有技术也可能不相同，因此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提高了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
第二，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只能从现有技术中解决相同问题的因素中寻找解决办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本领域技术人员认定为一个不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过于死板和僵化。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临技术问题时不仅会考虑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的现有技术，也具有一般的判断、分析能力，能够将现有技术中的多个技术方案结合在一起，就像是玩智力拼图一样。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具备普通的创造能力，并不是一个机器。[48]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实际上通过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而提高了专利创造性的高度。
第三，“明显值得尝试”的情形应认定为显而易见。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三个错误是，即使一项专利的技术方案被证明是明显值得尝试的也不能被认定为显而易见。最高法院认为，当存在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需求或者市场压力时，会有大量比较明确的可预测的解决方案出现，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充分理由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去寻找已有的解决方案。如果这只是可预料的成功，则解决方案只是普通技术和常识的结果而不是发明的结果。在上述情况下，明显值得尝试的组合有可能符合《专利法》第103条规定的显而易见。[49]最高法院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TSM检验法并不是认定显而易见的惟一方法。判断是否显而易见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多角度进行，在有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明确的技术启示，技术方案也有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实现发明的途径有多个，并不因为发明人选择和认为的那条道路是曲折的，就一定要认定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最高法院主张更加灵活地判断创造性，客观上提高了创造性的判断标准。
第四，技术启示不仅存在于现有技术中，还存在于公知常识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SM检验法中的第四个错误是，为了防止法官和审查员受到事后眼光的影响，过于机械地阻止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公知常识中寻求技术启示。[50]在认定事实时，专利创造性判断者确实要防止受到事后眼光的偏见造成的影响。[51]然而，过于严格地限制求助于公知常识既不必要，也不符合在先判例法。事实上，在2006年Patrick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TSM检验法事实上非常灵活，不仅准许，而且要求考虑公知常识。[52]美国最高法院强调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对比文件中表达教导、启示或者动机的文字，也不能过分强调公开文献和授权专利的字面内容的重要性，应当扩大现存解决方案的寻找范围，尤其是应当重视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术常识中寻找解决方案的技术启示。
（四）KSR案的影响
KSR案对美国专利制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KSR案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使得此后的司法判例更加严格地适用创造性标准。在2008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两个涉及到专利创造性的案件作出了判断，均适用了KSR案确定的规则。在Agrizap案中，涉案专利是已知要素的组合，取得了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料得到的技术效果，陪审团认为涉案专利有效，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陪审团的结论，认为已知要素的组合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53]在Ortho-McNeil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强调如果涉案专利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应当被认定为显而易见。[54]KSR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随后根据KSR案的规则修改了专利审查指南，确保按照KSR案的规则进行专利审查和授权。
四、主要启示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为法律移植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德国比较法学家格罗斯菲尔德（Grossfeld）是主张法律不可移植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文化、地理、语言、宗教等都会阻碍法律移植，甚至提出“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规律”。[55]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习惯很难改变，尤其是一个职业共同体的习惯。在1952年《专利法》生效后，美国专利局仍然在专利性判断中认为如果缺乏“发明”则不授予专利，而且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也保持相同的习惯。[56]这种情况经过较长时间后才逐渐改变。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史表明，法律移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美国专利创造性相关判例法的广泛移植，也佐证了法律的可移植性。欧洲和美国似乎是用了不相同的思路来规定创造性，但欧洲专利局的专利审查指南也专节规定了显而易见性。[57]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还专门解释了显而易见的含义。[58]美国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a）款的最后一句话是，专利性的认定不受发明完成过程的影响。[59]我国1993年专利审查指南就借鉴了此规定，而且这一规定在历次专利审查指南的修改中都予以保留。美国专利创造性的判例法的广泛移植还体现在判例的直接引用上。1979年美国有个判例涉及到带凹槽以排除表面水的碳刹车盘的发明。[60]《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1]《日本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2]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也引用了该案例。[63]上述事实佐证了沃森（Watson）关于现实中大量存在法律移植并认为法律移植具有可行性的主张。[64]
专利法是一个受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大的部门法，专利权国际保护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根本原因。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可移植性为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的专利审查和专利审判实践中，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将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
（二）司法主导作用的启示
美国司法为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定法没有规定专利创造性制度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通过判例创设并不断发展了专利创造性制度。享有盛誉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汉德法官对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起到重要作用，其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总是求助于辅助判断因素。[65]他多次解释了发明的技术背景知识对创造性判断的重要性，[66]其在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仍然坚持上述原则，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案中对辅助判断因素的正式认可。瑞奇在担任法官前参与了美国《专利法》第103条的制定，而且在担任法官后对于第103条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瑞奇一直在努力主张采用显而易见性标准，其在参与《专利法》修改中强调专利性“不应当被贡献完成的方式所否定”，瑞奇的主张体现在了《专利法》第103条的规定中。因为对第103条的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瑞奇后来被称为“专利法创建之父”。[67]由于瑞奇对第103条的贡献，他在1956年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的专利律师，后来，他被任命为该法院的法官。他不断利用自己的职位促进第103条的正确适用，作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判决。[68]
美国的历史表明，如果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判断规则掌握得好，将会对专利制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掌握得不好，则可以导致专利制度的混乱。因此，我国法院应当重视专利案件的审理，加强相关制度的研究，促进判例规则的统一。美国的情况也表明，法官是最终裁判者，优秀的法官能够有力地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专利案件的正确审理，我国法院应当重视培养法官的业务能力。
（三）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专利创造性判断主观性容易泛滥的主要原因有专利创造性条件固有的主观性、判断主体事后眼光的影响、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等几个方面。汉德法官很早就认识到专利创造性本身固有的主观性，表示：“我知道在回答创造性条件在每个案件中引发的问题时，不存在客观标准。”[69]并认为判断创造性根本上是主观判断，“创造性条件的缺陷确实是它的不确定性。”[70]事后眼光或事后诸葛亮也是创造性判断主观性泛滥的重要因素，正如麦肯纳（McKenna）法官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所表示：马后炮总是容易的，问题一旦解决了，就不再有困难。[71]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是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障碍之一，美国早期在创造性判断上表现出来混乱与判断主体的分散性有密切关系。
美国的情况也表明，为了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主观化，应当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的统一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Graham案确立了判断创造性的事实要件，结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采用的TSM检验法，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出现了相对客观、统一的局面。第二，正确认定客观技术问题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就指出，不能局限于考虑专利权人意图解决的技术问题。[72]《美国专利审查指南》也规定，应当意识到有时发明人是为了不同于创造性判断者的目的或解决不同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相同的改进。[73]第三，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60年的Reiner案中，汉德法官就认为辅助判断因素在判断非显而易见时相当于“路标”，辅助判断因素往往会使创造性判断者掌握的信息更加完整。[74]第四，对相同情况适用相同判断规则是促进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一些常见的发明类型确定统一的判断规则，正如KSR案中增加的一些类型化的判断规则，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就列举了支持显而易见性的认定的几种具体情形，[75]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4章第4节有类似的规定，还可以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不断总结类似的规则。第五，专利创造性判断主体的集中和同质化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专利上诉案件集中到了少数法官手中，法官的集中和同质性促进了创造性判断标准的统一。2009年起，我国所有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有利于我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向着更加稳定、统一的方向发展。
（四）专利创造性高度不断变化的启示
自从1791年杰弗逊建议不授予专利权给那些不重要的和显而易见的发明以来，美国司法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不断地变化。Hotchkiss案对专利提出了创造性的要求。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承认了即使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进步较小也应当予以专利保护。[76]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新政前的大萧条和国家经济困难影响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的态度，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更加苛刻。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严格要求有所缓和。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认为授予美国专利的创造性高度太低。在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KSR案作出判决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否降低创造性标准进行了讨论。美国最高法院回应了这种意见，在KSR案中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
美国的情况表明：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就认为，由于专利的阻塞效应，给创造性高度太低的发明授予专利可能影响公平竞争，阻碍技术创新。[77]在美国出现的所谓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s）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太低。因此，专利创造性标准应当适中，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第二，专利创造性是一个裁量性规范，是贯彻司法政策的重要切入点。美国法院不断调整专利创造性的高度以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表明美国的司法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的。在我国的专利审判实践中，也应当重视根据我国专利制度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4月28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4年6月16日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专业清洗单位应当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专业清洗人员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并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清洗业务。”
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供水企业除应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外，还应取得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供水许可证》。
取得《城市供水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规范的企业章程；
（二）制水厂、管网建设符合城市供水发展规划；
（三）具有符合要求的原水水源；
（四）具有符合国家相应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具有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六）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应急处理能力；
（七）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三、删除第五十一条第（八）项。
四、第五十二条第（七）项修改为：“未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供水经营活动的；”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附：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本）
（1999年5月21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9年9月3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1年11月26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1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4月28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管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维护用户和供水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建设用水，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和深度净化管道供水。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城市供水、用水及其供水设施的管理。
用水单位直接从江河、湖泊取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供水管理工作。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卫生、规划、水利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城市供水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供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会同规划部门编制城市供水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六条 城市供水工作实行开发水源与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保障供水与确保水质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城市供水实行有利于供水事业科技进步的政策，鼓励供水和节约用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改善水质，提高水的利用率。
第八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自建设施对外供水、深度净化管道供水企业（以下统称供水企业）和用水单位应严格供水、用水管理，建立健全供水、节约用水责任制。对在城市供水、节约用水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供水水源管理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建设、环境保护、规划、水利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市供水专项规划的组成部分。
第十条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的基本原则：
（一）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和水资源统筹规划的要求，并与水的长期供求计划相协调；
（二）优先利用地表水，严格控制并合理开采利用地下水；
（三）优先保证城市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用水和其他建设用水。
第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城市建设、规划、水利、卫生、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其中跨市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设置醒目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和移动。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洗涤污物、投饵养殖水产、垂钓、游泳；禁止排放（弃）污水、垃圾、粪便以及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建设任何污染水源的设施；禁止其它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和破坏取水设施的行为。
在饮用水取水源头上游1000米、下游500米内禁止设置码头、采沙作业。
在饮用水水库堤坝脚外侧100米内禁止采沙、取土作业。
第十三条 需取用城市规划区内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的，应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三章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
第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工程包括城市公共供水工程、自建供水设施工程、深度净化管道供水工程。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是指水厂及其取水设施、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工程。
自建供水设施工程是指用水单位直接取用地表水或地下水的取水设施、管道及其附属的工程。
深度净化管道供水工程是指利用吸附式、膜分离等各种技术对城市公共供水或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通过管道直接供给城市居民的饮用水工程。
第十五条 为满足城市供水水量、管网水压，逐步提高供水水质，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规划部门编制城市供水管网改建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六条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和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按照城市供水专项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后实施。
深度净化管道供水工程的建设，应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建设。
用户用水设施工程的建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要求，设计方案应征求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意见后方可建设。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建设的资金筹措，除政府投资外，可以采取融资、吸引外资和股份制等办法。
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用水量的，其工程项目总投资应当包括必要承担的城市供水工程建设资金。
第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应按规定建设配套节约用水设施，节约用水设施的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规定。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节约用水设施的竣工验收，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禁止无证或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承接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业务。
第二十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征求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意见，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
第二十一条 城市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城市供水工程的竣工验收。
第四章 城市供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设施包括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和用户用水设施。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是指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管理的供水专用水库、引水渠道、取水口、泵站、净水设施、输配水管网、进户总水表、公用给水站等设施。
用户用水设施是指用户自建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地下水池、水箱、水塔、水泵机组、管道等设施。
第二十三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部门划定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在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建造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二）开挖沟渠或者挖坑取土；
（三）打桩或者顶进作业；
（四）其他损坏供水设施或者危及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在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需要埋设地下管线的，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并遵守管线工程规划和施工技术规定。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外，可能影响供水设施安全的工程施工，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查明地下供水管道的分布情况；工程施工影响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会同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工程建设确需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的意见，经同意后，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新建住宅应使用无污染的、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的输水管材。城市供水管网条件允许的新建多层住宅，应当采用城市公共管道直接供水，不得采用屋顶水箱供水，并应在住宅单元的公共部位，实行分户设表计量。现有住宅的供水方式要逐步加以改造，达到取消屋顶水箱，实行分户设表计量。
第二十七条 城市供水设施的产权划分和管理责任：
（一）从取水口到进户总水表以前的供水管道及设施（含总水表），产权属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并由其负责维护管理；
（二）进户总水表以后的供水管道及其设施，分别依据产权所有关系负责维护管理；
（三）实行分户设表计量的，计量表具之前（含表具）产权属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并由其负责维护和管理；
（四）公用给水站的表前表后设施产权均属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并由其负责维护和管理；
（五）用户用水设施由其产权人负责维护管理；
（六）自建供水设施和深度净化管道供水设施，按产权所有关系负责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用户用水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地下水池应与渗水厕所、渗水坑、垃圾堆、粪便场、污水管道等污染源保持规定的卫生间距。
（二）地下水池、水箱无渗漏，水池盖密封性能好，并设置必要的人孔、透气孔以及防止异物进入池内的设施。
（三）地下水池、水箱结构合理，水管布置适当，不存在死水区。
（四）建筑材料、管材、阀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和卫生标准。
（五）低位地下水池的溢水口不得与下水道直接相通。
第二十九条 用户用水设施竣工后，应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城市公共供水企业验收合格，并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供水手续。建设单位应对用户用水设施进行冲洗、消毒，经卫生部门和水质监测部门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式通水。
第三十条 现有的仍在使用的储水池和屋顶水箱应由产权人或物业管理部门每半年进行不少于一次的清洗、消毒。每次清洗、消毒完毕后，清洗单位应通知卫生部门抽取水样，进行水质检验；检验不合格的，应重新清洗、消毒直至检验合格。
第三十一条 发现用户用水设施中水质受污染的，应及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部门、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报告。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立即停止供水，用户用水设施产权人或物业管理部门应及时对用户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经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恢复供水。
第三十二条 用户用水设施的清洗、消毒应由专业清洗单位进行。
专业清洗单位应当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专业清洗人员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并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清洗业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从事清洗业务。
第五章 城市供水用水管理
第三十三条 供水企业除应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外，还应取得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供水许可证》。
取得《城市供水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规范的企业章程；
（二）制水厂、管网建设符合城市供水发展规划；
（三）具有符合要求的原水水源；
（四）具有符合国家相应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具有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六）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应急处理能力；
（七）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非供水企业不得从事城市供水业务。
供水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及省、市的有关规定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
第三十四条 供水企业应当设置水质检测机构，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深度净化管道供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有关标准。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对城市供水全过程进行水质监测和检查，并定期将水质检测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供水输配管网上设立供水水压测压点，做好供水水压监测工作，确保供水水压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供水水压进行监测和检查。
第三十六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水水压标准，保持不间断供水，禁止擅自停止供水。
因供水工程施工或者供水设施检修等原因，确需临时停止供水或者降低供水水压的，除紧急抢修外，应在临时停止供水或者降低供水水压24小时前通知用户。
第三十七条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在运行中发生故障时，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当在接报后，立即组织抢修，并在12小时内抢修完毕，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的，应组织连续抢修。抢修时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和卫生防护措施。
因公共供水设施抢修等原因，临时停止供水的，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户，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连续超过24小时不能正常供水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据情采取必要的应急供水措施，保证生活用水的需要。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抢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阻挠或者干扰抢修工作的进行。
第三十八条 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不得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确需连接时，应经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同意并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将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单位的生产用水管网系统及设备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作直接连接。
第三十九条 供水企业应与用户签定供用水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供水企业应按规定期限抄表。
供水企业不得向违法建设项目供水。
第四十条 用户应当按期缴纳水费。用户对水表计量有异议的，可提出验表申请，并按验表结果核收水费。用户接到水费通知单15日后不缴纳水费的，按应缴纳水费额每日加收3‰的滞纳金；无正当理由或特殊原因连续2次不缴纳水费，经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催交无效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程序停止供水。
第四十一条 用户因拆迁等原因要求停止供水的，应及时到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拆表销户手续，结清费用。单位因房产移交、兼并等原因需变更用户的，应在结清费用的基础上，与城市公共供水企业重签供用水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
第四十二条 城市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城市供水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向物价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抄送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经物价部门按规定权限和程序依法审核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城市公共供水输配管网上直接装泵抽水或者采用其他方式盗用供水；
（二）擅自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转供公共供水；
（三）擅自改变用水性质。
第四十四条 不得擅自在用户用水设施的供水管道上直接接泵抽水。确需使用加压供水设备的用户，应征求供水企业意见，并通过储水设备加压供水。
第四十五条 消防供水设施实行专用。公安消防机构应按季将消防用水量通知供水企业。
禁止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擅自开启和使用消火栓。
第四十六条 市政园林、环卫等部门因作业确需用水的，应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在沿街规定地点设置专用供水设施，并安装计量水表。使用部门应按规定期限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缴纳水费。
第四十七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水资源统筹规划、长期供水计划、供水能力和社会需求，会同有关部门及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科学合理核定各用水单位的年度用水计划指标，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分月考核。用水单位确需增加用水量的，可以申请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追加。
第四十八条 因特殊情况正常供水无法保障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对用水单位采取临时限制用水措施，保障城市生活必需用水。
第四十九条 工业用水和冷却用水应当采取循环用水、重复用水或其他节水措施，降低用水量。
用水单位应当定期开展水量平衡测试，合理评价用水水平，经测试发现不符合有关节水规定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整治改进。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用水量大的单位组织水量平衡复测。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供水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同时予以警告，并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给用户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未经验收合格或未经有关部门检测合格的用户用水设施正式通水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及时抢修供水设施或在抢修时未采取有效的安全、卫生措施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规定检测点，管网水水质综合合格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管网水水压合格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停止供水或未履行停水、降低水压通知义务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向违法建设项目供水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供水企业有前款第（二）、（三）、（四）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移动或损毁水源保护区标志、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情节轻微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阻挠、干扰供水设施抢修工作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在公共供水管道和用户用水设施的供水管道上直接接泵抽水的，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启用未经验收合格的用户用水设施的，处以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除应补交水费外，可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用户擅自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转供公共供水的，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七）经水量平衡测试不符合节水要求，未及时采取措施整治改进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擅自改变用水性质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未按规定建设配套节约用水设施，或配套节约用水设施未经验收合格而将主体工程项目投入使用的；
（二）城市公共供水工程未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三）使用不符合标准的输水管材和设备的；
（四）损坏公共供水设施或者危害供水设施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涉及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施工，未按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施工或未按规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
（六）擅自改装、迁移或拆除公共供水设施的；
（七）未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供水经营活动的；
（八）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九）将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单位的生产用水管网系统及设备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作直接连接的。
第五十三条 有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三）、（五）、（六）项、第五十二条第（六）、（八）、（九）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停止供水。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按规定权限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事业组织进行处罚。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中，涉及其他行政部门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1993年7月2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创设与发展
（一）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前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由司法创设是因为立法有空白。《美国联邦宪法》第8条赋予国会授予专利权的权力，但没有规定具体标准。专利制度需要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模糊的“发明”标准。[3]专利性标准的最早参考文献来自1790年美国《专利法》，其只是简单要求“发明”应当“足以有用并重要”。[4]根据1790年《专利法》，由国务卿牵头，与战争部长、司法部长三人组成设置在国务院内的专利审查机构，时任国务卿、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Jefferson）成了美国最早的专利审查员。杰弗逊被过多细微的专利所困扰，因此建议改变立法，拒绝对那些并不重要和显而易见的发明授予排他性权利。[5]1793年美国《专利法》规定了新颖性和实用性，此后，美国专利法被修正了约50次，但国会一直坚持专利的制定法标准仅限于1793年《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Hotchkiss案是第一个确立专利创造性的司法判例。在1793年《专利法》背景下，早期的司法判例曾经拒绝确立创造性制度。例如，在1825年的Earle案中法院拒绝认为专利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有其他条件。[6]1851年的Hotchkiss案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专利判例，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初审法院给陪审团的一个指示，即专利性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发明”被用来表述创造性。[7] Hotchkiss案开启了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史，为后来制定法中的非显而易见性条款播下了种子。由于“发明”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创造性，因此在此后各种判例中的适用非常混乱。[8]例如，在1875年的Reckendorfer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进了在Hotchkiss案中的观点，引入了“创造性天赋”标准（“inventive genius” test）；[9]1941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在Cuno案中提出了“创造性天赋的火花”标准（“flash of creative genius” test）。[10]
在专利创造性制度被司法判例创设的初期，辅助判断因素很快就被第一次提出。1876年的Smith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被认为第一次采用了后来被称为“辅助判断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或“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 indicia of obviousness or non-obviousness）。[11]在1891年的Magowa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发明的商业成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事实，在专利性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12]关于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1892年的Washburn＆Moen案较早地明确表示，发明的价值不应当放在与其背景相隔离的真空中进行评判，而是应当放在本技术领域的背景中进行评判，辅助判断因素有利于正确理解发明的背景。[13]
巡回法院建立前，美国早期的判例表现出两个司法学派的分野。1850年至1891年美国国会建立巡回上诉法院期间的诸多判决，在决定发明是否具备“发明”条件时，判断方法上存在的分歧形成了20世纪的两个司法学派：一派主张，发明的创造性判断应当结合发明作出的技术背景和产业发展状况来进行，应当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另一派则主张，发明应当隔离其技术背景来判断是否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只是参考现有技术中的对比文件而不关注本技术领域当时和之后的发展状况才有利于避免事后眼光（hindsight）。
（二）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
1891年巡回法院建立后，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在积极探索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具体规则。巡回上诉法院建立起来以及调卷令制度实施后，美国最高法院能够选择其审理的专利案件的数量和类型。尽管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在1892年至1930期间，仍然表现出了对专利创造性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不断强调背景知识对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并且不断拒绝适用主观性太强的创造性判断标准。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强调要考虑发明的商业成功，认为发明者的成功应当作为专利性的考虑因素，而且明确地拒绝了主观且难以操作的“创造性天赋”标准，倾向于根据发明在结果上的技术贡献来确定其专利性。[14]
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有时也忽视发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不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例如，在1935年的Paramount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并不重视发明在商业上的成功，对他人在解决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失败也不予考虑。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只有要在对本发明是否显而易见有疑问”时，这些证据才能够“放在天平上衡量”。[15]
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Roosevelt）总统看起来对专利也持怀疑态度，这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更加苛刻。在1938年给国会的意见中，罗斯福主张专利制度是“困扰国家的经济病”。二战结束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开展了一项反对专利滥用的运动”。[16]在1937年前的10年间，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了17个专利无效的同时只认定了2个专利有效。[17]在1949年的Jungersen案中，杰克逊法官写下了令当时的专利界震惊的著名断言：“美国最高法院对认定专利无效的热衷，将会使得只有美国最高法院的手够不着的那个专利才能有幸成为惟一有效的专利。”[18]
在20世纪初至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待专利和“发明”标准的路途中走得非常曲折，“发明”标准可以像橡皮一样被捏弄成各种形状以满足个案中的创造性判断，创造性判断的判例充斥着混乱和主观性，这导致了下级法院的困惑和专利界的迷茫。[19]正如汉德法官1955年在Lyon案中表示，“发明”也许是最为令人困惑的概念。[20]
二、《专利法》第103条与司法的互动
（一）第103条制定前后的司法动态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判决中缺乏统一的创造性判断标准，各方都呼吁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创造性。例如，1948年由著名发明家凯特林（Kettering）带领的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National Patent Planning Commission）制作的关于《专利法》状况的报告认为：专利制度最大的技术缺陷在于对于“发明”的界定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呼吁“专利性应当通过发明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来客观地决定，而不是通过发明完成过程的性质来主观地决定”。[21]面对各种呼声，美国专利局安排首席审查员费德里科（Federico）起草《专利法》，全国专利法协会理事会安排瑞奇（Rich）参与起草。[22]1952年，修改后的美国《专利法》得以通过，其中第103条将专利创造性明确规定为发明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第103条的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相对于“发明”标准有了巨大的进步。虽然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最终还是主观判断，但基于创造性才能、天赋、火花、惊奇和激动等标准作出判断，与基于现有技术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有巨大差异。这个标准不会使审查员和法官随意以各种主观原因认定一项发明不具备专利性，使得他们必须以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这样的词语来表述。虽然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能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决定仍是主观的，但这是一个可以举出证据的表述。[23]
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几年中，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等多数法院和美国专利局并没有正确认识并适用体现在第103条中的精细立法变化。1955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首个涉及专利性的案件，初出茅庐的第103条遇到了受到极大尊重的汉德法官来适用它。这个案件是Lyon案，汉德法官在判决中表示，1952年《专利法》体现了美国国会有意恢复Hotchkiss案规则的目的，而且将其提升为制定法。[24]其他几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随后采用了汉德法官对第103条的解释。[25]通过援引Lyon案，这些法院开始将认定专利有效的理由建立在“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以及是否这些区别“在发明做出时，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创造性判断方法和步骤符合了第103条规定的创造性标准。
虽然辅助判断因素没有被第103条所采用，但在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中却得到许多法院的重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等因素作为立法建议提交到众议院，但到最后，并没有辅助判断因素被制定法所确认，原因可能是辅助判断因素在案例法中的适用缺乏统一性。第103条制定后，随着汉德法官的指引，许多法院采用了例如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和商业成功等客观因素来判断显而易见。[26]
（二）Graham案的重要影响
1966年，第103条最终通过四个案件摆在了美国最高法院面前：Graham案、[27]Calmar案、[28]Colgate案、[29]Adams案。[30]在三个涉及第103条的案件中，Graham案与第103条最为相关。克拉克（Clark）法官起草了Graham案的判决，他明确表示在已有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制定法为专利性又增加了非显而易见性，法院应当抛弃“发明”标准。克拉克法官在判决中认为，第103条与Hotchkiss案有紧密的联系，二者都强调了发明的技术领域和在该技术领域的进步，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国会强调的“非显而易见”更有可操作性，而非容易导致不同理解的“发明”标准。[31]克拉克法官强调，美国专利局对第103条的适用应当“严格地坚持”在Graham案中所解释的1952年美国《专利法》第103条。[32]
Graham案是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司法变迁的里程碑，不仅明确了Graham案要素，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Graham案的判决书中列举了判断显而易见性时应当依据的事实要件：现有技术的范围和内容应当被认定；现有技术与争议权利要求之间的区别应当确定；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水平应当明确。在这些前提下，再来确定技术方案是否显而易见，这就是所谓的Graham要素。Graham案还强调辅助判断因素，例如商业上的成功、长期存在但未满足的需求、他人的失败等，可能被用于帮助认定发明技术方案的最初技术背景，作为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这些标准都具有关联性，可以用于帮助认定发明的最初技术背景。[33]在Graham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相信，恪守这里所确定的各种要求，将产生国会在1952年《专利法》中所要求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在Graham之后，各巡回上诉法院应当在创造性判断过程中认定Graham案中确定的事实要件，[34]而且认为创造性应当按照发明作出时的情况来判断，而不是基于事后眼光。[35]如果不遵循Graham案的规则，法院的判决将会被改判。[36]
（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第103条的巩固
早在Graham案之前，美国联邦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CCPA）就在第103条的适用中确立了TSM检验法即“教导—启示—动机”检验法（teaching-suggestion-motivation（TSM） test）。[37]TSM检验法有利于防止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事后眼光，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81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成立后，继续坚持适用TSM检验法。虽然围绕TSM检验法一直存在争议，但TSM检验法无疑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最大招牌，有力地促进了第103条适用标准的统一。
作为专利案件的惟一上诉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已经被任命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瑞奇努力引导律师和法官在所有的创造性判断案件中都要考虑辅助判断因素。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马克（Markey）法官也强调辅助判断因素的重要性，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辅助判断因素在重要性上并不是辅助性的，他们的辅助性只是体现在时间顺序上。[38]在Stratoflex案中，马克法官强调辅助判断证据并不只是在对是否显而易见有疑惑时才使用，Graham要素需要全面考虑，并不存在优先的要件以忽视对其他要件的考察。[39]由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重视，1978年美国专利商标局修改专利审查指南时正式规定创造性判断时要考虑商业成功和其他涉及创造性的因素。
三、KSR案对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发展
（一）KSR案之前对TSM检验法的争议
2007年KSR案[40]之前，有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TSM检验法降低了专利创造性的判断标准。1994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专利创造性标准举行了听证，听证会上惟一的争议在于专利创造性标准是否应当再严格一些。[41] 2001年，有学者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995年前15年间的判决进行研究，认为被认定为不具备创造性的发明的比例有所下降。[42]200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题为《促进创新：专利法与政策的适度平衡》的研究报告。[43] 2004年，另一研究机构发布了题为《21世纪的专利制度》的研究报告。[44]这两个报告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例为重点进行了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不恰当地降低了创造性标准，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TSM检验法的适用。
（二）KSR案对TSM检验法的评价
2007年的KSR案首先明确专利创造性判断应当遵守Graham案中确立的规则。最高法院在KSR案的判决中认为，对于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Graham案规则确定了宽泛的认定要件并要求重视可能有用的辅助判断因素，已确立一个灵活的判断方法，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统一性和确定性。[45]在KSR案中，最高法院分析了TSM检验法与Graham案规则的关系，认为适用Graham案规则与适用TSM检验法并不存在冲突。
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指出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MS检验法时存在的错误，认为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TMS检验法提供了有益的视角，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但并不能成为僵化的强制形式。如果死板地适用TSM检验法，正如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KSR案中的适用，就会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先例规则不符。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利创造性判断不能局限于教导、启示和动机的形式化概念，或者过分强调出版文献和公开专利的表面内容。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并不能将分析局限于过于机械的方式，事实上市场需求远远要比科技文献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将专利授予并没有创造性的发明，例如将已知要素组合起来的发明，将会剥夺现有技术的价值和用途。美国最高法院强调，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46]
（三）KSR案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指出适用TSM检验法存在的问题，从四个方面明确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规则。第一，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一错误是，认为法官和专利审查员只能受到专利权人试图解决的技术问题的限制，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激励专利权人解决的技术问题只是发明要解决的诸多技术问题之一。问题并不在于发明相对于专利权人是否显而易见，而是在于发明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在这种正确的分析前提下，在发明作出时本领域的任何需求和问题，以及专利本身所说的技术问题，都可能是将发明中的各种要素组合起来的原因。[47]本领域技术人员与发明人认识到的技术问题可能不相同，发明人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选择作为起点的现有技术也可能不相同，因此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提高了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
第二，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只能从现有技术中解决相同问题的因素中寻找解决办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本领域技术人员认定为一个不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过于死板和僵化。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临技术问题时不仅会考虑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的现有技术，也具有一般的判断、分析能力，能够将现有技术中的多个技术方案结合在一起，就像是玩智力拼图一样。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具备普通的创造能力，并不是一个机器。[48]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实际上通过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而提高了专利创造性的高度。
第三，“明显值得尝试”的情形应认定为显而易见。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三个错误是，即使一项专利的技术方案被证明是明显值得尝试的也不能被认定为显而易见。最高法院认为，当存在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需求或者市场压力时，会有大量比较明确的可预测的解决方案出现，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充分理由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去寻找已有的解决方案。如果这只是可预料的成功，则解决方案只是普通技术和常识的结果而不是发明的结果。在上述情况下，明显值得尝试的组合有可能符合《专利法》第103条规定的显而易见。[49]最高法院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TSM检验法并不是认定显而易见的惟一方法。判断是否显而易见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多角度进行，在有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明确的技术启示，技术方案也有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实现发明的途径有多个，并不因为发明人选择和认为的那条道路是曲折的，就一定要认定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最高法院主张更加灵活地判断创造性，客观上提高了创造性的判断标准。
第四，技术启示不仅存在于现有技术中，还存在于公知常识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SM检验法中的第四个错误是，为了防止法官和审查员受到事后眼光的影响，过于机械地阻止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公知常识中寻求技术启示。[50]在认定事实时，专利创造性判断者确实要防止受到事后眼光的偏见造成的影响。[51]然而，过于严格地限制求助于公知常识既不必要，也不符合在先判例法。事实上，在2006年Patrick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TSM检验法事实上非常灵活，不仅准许，而且要求考虑公知常识。[52]美国最高法院强调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对比文件中表达教导、启示或者动机的文字，也不能过分强调公开文献和授权专利的字面内容的重要性，应当扩大现存解决方案的寻找范围，尤其是应当重视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术常识中寻找解决方案的技术启示。
（四）KSR案的影响
KSR案对美国专利制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KSR案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使得此后的司法判例更加严格地适用创造性标准。在2008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两个涉及到专利创造性的案件作出了判断，均适用了KSR案确定的规则。在Agrizap案中，涉案专利是已知要素的组合，取得了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料得到的技术效果，陪审团认为涉案专利有效，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陪审团的结论，认为已知要素的组合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53]在Ortho-McNeil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强调如果涉案专利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应当被认定为显而易见。[54]KSR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随后根据KSR案的规则修改了专利审查指南，确保按照KSR案的规则进行专利审查和授权。
四、主要启示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为法律移植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德国比较法学家格罗斯菲尔德（Grossfeld）是主张法律不可移植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文化、地理、语言、宗教等都会阻碍法律移植，甚至提出“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规律”。[55]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习惯很难改变，尤其是一个职业共同体的习惯。在1952年《专利法》生效后，美国专利局仍然在专利性判断中认为如果缺乏“发明”则不授予专利，而且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也保持相同的习惯。[56]这种情况经过较长时间后才逐渐改变。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史表明，法律移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美国专利创造性相关判例法的广泛移植，也佐证了法律的可移植性。欧洲和美国似乎是用了不相同的思路来规定创造性，但欧洲专利局的专利审查指南也专节规定了显而易见性。[57]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还专门解释了显而易见的含义。[58]美国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a）款的最后一句话是，专利性的认定不受发明完成过程的影响。[59]我国1993年专利审查指南就借鉴了此规定，而且这一规定在历次专利审查指南的修改中都予以保留。美国专利创造性的判例法的广泛移植还体现在判例的直接引用上。1979年美国有个判例涉及到带凹槽以排除表面水的碳刹车盘的发明。[60]《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1]《日本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2]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也引用了该案例。[63]上述事实佐证了沃森（Watson）关于现实中大量存在法律移植并认为法律移植具有可行性的主张。[64]
专利法是一个受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大的部门法，专利权国际保护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根本原因。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可移植性为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的专利审查和专利审判实践中，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将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
（二）司法主导作用的启示
美国司法为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定法没有规定专利创造性制度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通过判例创设并不断发展了专利创造性制度。享有盛誉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汉德法官对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起到重要作用，其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总是求助于辅助判断因素。[65]他多次解释了发明的技术背景知识对创造性判断的重要性，[66]其在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仍然坚持上述原则，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案中对辅助判断因素的正式认可。瑞奇在担任法官前参与了美国《专利法》第103条的制定，而且在担任法官后对于第103条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瑞奇一直在努力主张采用显而易见性标准，其在参与《专利法》修改中强调专利性“不应当被贡献完成的方式所否定”，瑞奇的主张体现在了《专利法》第103条的规定中。因为对第103条的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瑞奇后来被称为“专利法创建之父”。[67]由于瑞奇对第103条的贡献，他在1956年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的专利律师，后来，他被任命为该法院的法官。他不断利用自己的职位促进第103条的正确适用，作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判决。[68]
美国的历史表明，如果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判断规则掌握得好，将会对专利制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掌握得不好，则可以导致专利制度的混乱。因此，我国法院应当重视专利案件的审理，加强相关制度的研究，促进判例规则的统一。美国的情况也表明，法官是最终裁判者，优秀的法官能够有力地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专利案件的正确审理，我国法院应当重视培养法官的业务能力。
（三）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专利创造性判断主观性容易泛滥的主要原因有专利创造性条件固有的主观性、判断主体事后眼光的影响、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等几个方面。汉德法官很早就认识到专利创造性本身固有的主观性，表示：“我知道在回答创造性条件在每个案件中引发的问题时，不存在客观标准。”[69]并认为判断创造性根本上是主观判断，“创造性条件的缺陷确实是它的不确定性。”[70]事后眼光或事后诸葛亮也是创造性判断主观性泛滥的重要因素，正如麦肯纳（McKenna）法官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所表示：马后炮总是容易的，问题一旦解决了，就不再有困难。[71]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是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障碍之一，美国早期在创造性判断上表现出来混乱与判断主体的分散性有密切关系。
美国的情况也表明，为了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主观化，应当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的统一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Graham案确立了判断创造性的事实要件，结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采用的TSM检验法，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出现了相对客观、统一的局面。第二，正确认定客观技术问题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就指出，不能局限于考虑专利权人意图解决的技术问题。[72]《美国专利审查指南》也规定，应当意识到有时发明人是为了不同于创造性判断者的目的或解决不同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相同的改进。[73]第三，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60年的Reiner案中，汉德法官就认为辅助判断因素在判断非显而易见时相当于“路标”，辅助判断因素往往会使创造性判断者掌握的信息更加完整。[74]第四，对相同情况适用相同判断规则是促进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一些常见的发明类型确定统一的判断规则，正如KSR案中增加的一些类型化的判断规则，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就列举了支持显而易见性的认定的几种具体情形，[75]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4章第4节有类似的规定，还可以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不断总结类似的规则。第五，专利创造性判断主体的集中和同质化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专利上诉案件集中到了少数法官手中，法官的集中和同质性促进了创造性判断标准的统一。2009年起，我国所有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有利于我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向着更加稳定、统一的方向发展。
（四）专利创造性高度不断变化的启示
自从1791年杰弗逊建议不授予专利权给那些不重要的和显而易见的发明以来，美国司法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不断地变化。Hotchkiss案对专利提出了创造性的要求。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承认了即使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进步较小也应当予以专利保护。[76]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新政前的大萧条和国家经济困难影响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的态度，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更加苛刻。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严格要求有所缓和。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认为授予美国专利的创造性高度太低。在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KSR案作出判决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否降低创造性标准进行了讨论。美国最高法院回应了这种意见，在KSR案中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
美国的情况表明：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就认为，由于专利的阻塞效应，给创造性高度太低的发明授予专利可能影响公平竞争，阻碍技术创新。[77]在美国出现的所谓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s）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太低。因此，专利创造性标准应当适中，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第二，专利创造性是一个裁量性规范，是贯彻司法政策的重要切入点。美国法院不断调整专利创造性的高度以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表明美国的司法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的。在我国的专利审判实践中，也应当重视根据我国专利制度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
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4月28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4年6月16日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专业清洗单位应当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专业清洗人员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并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清洗业务。”
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供水企业除应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外，还应取得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供水许可证》。
取得《城市供水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规范的企业章程；
（二）制水厂、管网建设符合城市供水发展规划；
（三）具有符合要求的原水水源；
（四）具有符合国家相应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具有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六）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应急处理能力；
（七）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三、删除第五十一条第（八）项。
四、第五十二条第（七）项修改为：“未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供水经营活动的；”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附：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本）
（1999年5月21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9年9月3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1年11月26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1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4月28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管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维护用户和供水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建设用水，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和深度净化管道供水。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城市供水、用水及其供水设施的管理。
用水单位直接从江河、湖泊取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供水管理工作。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卫生、规划、水利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城市供水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供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会同规划部门编制城市供水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六条 城市供水工作实行开发水源与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保障供水与确保水质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城市供水实行有利于供水事业科技进步的政策，鼓励供水和节约用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改善水质，提高水的利用率。
第八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自建设施对外供水、深度净化管道供水企业（以下统称供水企业）和用水单位应严格供水、用水管理，建立健全供水、节约用水责任制。对在城市供水、节约用水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供水水源管理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建设、环境保护、规划、水利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市供水专项规划的组成部分。
第十条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的基本原则：
（一）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和水资源统筹规划的要求，并与水的长期供求计划相协调；
（二）优先利用地表水，严格控制并合理开采利用地下水；
（三）优先保证城市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用水和其他建设用水。
第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城市建设、规划、水利、卫生、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其中跨市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设置醒目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和移动。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洗涤污物、投饵养殖水产、垂钓、游泳；禁止排放（弃）污水、垃圾、粪便以及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建设任何污染水源的设施；禁止其它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和破坏取水设施的行为。
在饮用水取水源头上游1000米、下游500米内禁止设置码头、采沙作业。
在饮用水水库堤坝脚外侧100米内禁止采沙、取土作业。
第十三条 需取用城市规划区内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的，应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三章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
第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工程包括城市公共供水工程、自建供水设施工程、深度净化管道供水工程。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是指水厂及其取水设施、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工程。
自建供水设施工程是指用水单位直接取用地表水或地下水的取水设施、管道及其附属的工程。
深度净化管道供水工程是指利用吸附式、膜分离等各种技术对城市公共供水或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通过管道直接供给城市居民的饮用水工程。
第十五条 为满足城市供水水量、管网水压，逐步提高供水水质，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规划部门编制城市供水管网改建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六条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和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按照城市供水专项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后实施。
深度净化管道供水工程的建设，应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建设。
用户用水设施工程的建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要求，设计方案应征求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意见后方可建设。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建设的资金筹措，除政府投资外，可以采取融资、吸引外资和股份制等办法。
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用水量的，其工程项目总投资应当包括必要承担的城市供水工程建设资金。
第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应按规定建设配套节约用水设施，节约用水设施的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规定。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节约用水设施的竣工验收，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禁止无证或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承接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业务。
第二十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征求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意见，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
第二十一条 城市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城市供水工程的竣工验收。
第四章 城市供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设施包括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和用户用水设施。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是指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管理的供水专用水库、引水渠道、取水口、泵站、净水设施、输配水管网、进户总水表、公用给水站等设施。
用户用水设施是指用户自建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地下水池、水箱、水塔、水泵机组、管道等设施。
第二十三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部门划定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在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建造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二）开挖沟渠或者挖坑取土；
（三）打桩或者顶进作业；
（四）其他损坏供水设施或者危及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在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需要埋设地下管线的，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并遵守管线工程规划和施工技术规定。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外，可能影响供水设施安全的工程施工，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查明地下供水管道的分布情况；工程施工影响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会同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工程建设确需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的意见，经同意后，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新建住宅应使用无污染的、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的输水管材。城市供水管网条件允许的新建多层住宅，应当采用城市公共管道直接供水，不得采用屋顶水箱供水，并应在住宅单元的公共部位，实行分户设表计量。现有住宅的供水方式要逐步加以改造，达到取消屋顶水箱，实行分户设表计量。
第二十七条 城市供水设施的产权划分和管理责任：
（一）从取水口到进户总水表以前的供水管道及设施（含总水表），产权属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并由其负责维护管理；
（二）进户总水表以后的供水管道及其设施，分别依据产权所有关系负责维护管理；
（三）实行分户设表计量的，计量表具之前（含表具）产权属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并由其负责维护和管理；
（四）公用给水站的表前表后设施产权均属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并由其负责维护和管理；
（五）用户用水设施由其产权人负责维护管理；
（六）自建供水设施和深度净化管道供水设施，按产权所有关系负责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用户用水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地下水池应与渗水厕所、渗水坑、垃圾堆、粪便场、污水管道等污染源保持规定的卫生间距。
（二）地下水池、水箱无渗漏，水池盖密封性能好，并设置必要的人孔、透气孔以及防止异物进入池内的设施。
（三）地下水池、水箱结构合理，水管布置适当，不存在死水区。
（四）建筑材料、管材、阀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和卫生标准。
（五）低位地下水池的溢水口不得与下水道直接相通。
第二十九条 用户用水设施竣工后，应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城市公共供水企业验收合格，并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供水手续。建设单位应对用户用水设施进行冲洗、消毒，经卫生部门和水质监测部门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式通水。
第三十条 现有的仍在使用的储水池和屋顶水箱应由产权人或物业管理部门每半年进行不少于一次的清洗、消毒。每次清洗、消毒完毕后，清洗单位应通知卫生部门抽取水样，进行水质检验；检验不合格的，应重新清洗、消毒直至检验合格。
第三十一条 发现用户用水设施中水质受污染的，应及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部门、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报告。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立即停止供水，用户用水设施产权人或物业管理部门应及时对用户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经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恢复供水。
第三十二条 用户用水设施的清洗、消毒应由专业清洗单位进行。
专业清洗单位应当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专业清洗人员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并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清洗业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从事清洗业务。
第五章 城市供水用水管理
第三十三条 供水企业除应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外，还应取得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供水许可证》。
取得《城市供水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规范的企业章程；
（二）制水厂、管网建设符合城市供水发展规划；
（三）具有符合要求的原水水源；
（四）具有符合国家相应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具有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六）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应急处理能力；
（七）具有与供应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非供水企业不得从事城市供水业务。
供水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及省、市的有关规定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
第三十四条 供水企业应当设置水质检测机构，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深度净化管道供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有关标准。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对城市供水全过程进行水质监测和检查，并定期将水质检测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供水输配管网上设立供水水压测压点，做好供水水压监测工作，确保供水水压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供水水压进行监测和检查。
第三十六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水水压标准，保持不间断供水，禁止擅自停止供水。
因供水工程施工或者供水设施检修等原因，确需临时停止供水或者降低供水水压的，除紧急抢修外，应在临时停止供水或者降低供水水压24小时前通知用户。
第三十七条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在运行中发生故障时，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当在接报后，立即组织抢修，并在12小时内抢修完毕，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的，应组织连续抢修。抢修时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和卫生防护措施。
因公共供水设施抢修等原因，临时停止供水的，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户，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连续超过24小时不能正常供水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据情采取必要的应急供水措施，保证生活用水的需要。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抢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阻挠或者干扰抢修工作的进行。
第三十八条 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不得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确需连接时，应经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同意并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将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单位的生产用水管网系统及设备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作直接连接。
第三十九条 供水企业应与用户签定供用水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供水企业应按规定期限抄表。
供水企业不得向违法建设项目供水。
第四十条 用户应当按期缴纳水费。用户对水表计量有异议的，可提出验表申请，并按验表结果核收水费。用户接到水费通知单15日后不缴纳水费的，按应缴纳水费额每日加收3‰的滞纳金；无正当理由或特殊原因连续2次不缴纳水费，经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催交无效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程序停止供水。
第四十一条 用户因拆迁等原因要求停止供水的，应及时到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拆表销户手续，结清费用。单位因房产移交、兼并等原因需变更用户的，应在结清费用的基础上，与城市公共供水企业重签供用水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
第四十二条 城市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城市供水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向物价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抄送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经物价部门按规定权限和程序依法审核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城市公共供水输配管网上直接装泵抽水或者采用其他方式盗用供水；
（二）擅自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转供公共供水；
（三）擅自改变用水性质。
第四十四条 不得擅自在用户用水设施的供水管道上直接接泵抽水。确需使用加压供水设备的用户，应征求供水企业意见，并通过储水设备加压供水。
第四十五条 消防供水设施实行专用。公安消防机构应按季将消防用水量通知供水企业。
禁止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擅自开启和使用消火栓。
第四十六条 市政园林、环卫等部门因作业确需用水的，应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在沿街规定地点设置专用供水设施，并安装计量水表。使用部门应按规定期限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缴纳水费。
第四十七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水资源统筹规划、长期供水计划、供水能力和社会需求，会同有关部门及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科学合理核定各用水单位的年度用水计划指标，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分月考核。用水单位确需增加用水量的，可以申请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追加。
第四十八条 因特殊情况正常供水无法保障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对用水单位采取临时限制用水措施，保障城市生活必需用水。
第四十九条 工业用水和冷却用水应当采取循环用水、重复用水或其他节水措施，降低用水量。
用水单位应当定期开展水量平衡测试，合理评价用水水平，经测试发现不符合有关节水规定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整治改进。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用水量大的单位组织水量平衡复测。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供水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同时予以警告，并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给用户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未经验收合格或未经有关部门检测合格的用户用水设施正式通水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及时抢修供水设施或在抢修时未采取有效的安全、卫生措施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规定检测点，管网水水质综合合格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管网水水压合格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停止供水或未履行停水、降低水压通知义务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向违法建设项目供水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供水企业有前款第（二）、（三）、（四）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移动或损毁水源保护区标志、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情节轻微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阻挠、干扰供水设施抢修工作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在公共供水管道和用户用水设施的供水管道上直接接泵抽水的，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启用未经验收合格的用户用水设施的，处以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除应补交水费外，可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用户擅自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转供公共供水的，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七）经水量平衡测试不符合节水要求，未及时采取措施整治改进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擅自改变用水性质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未按规定建设配套节约用水设施，或配套节约用水设施未经验收合格而将主体工程项目投入使用的；
（二）城市公共供水工程未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三）使用不符合标准的输水管材和设备的；
（四）损坏公共供水设施或者危害供水设施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涉及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施工，未按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施工或未按规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
（六）擅自改装、迁移或拆除公共供水设施的；
（七）未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供水经营活动的；
（八）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九）将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单位的生产用水管网系统及设备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作直接连接的。
第五十三条 有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三）、（五）、（六）项、第五十二条第（六）、（八）、（九）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停止供水。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按规定权限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事业组织进行处罚。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中，涉及其他行政部门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1993年7月2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