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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还是法律在具体案例面前专家们怎样说——以许霆案件为例

龙城飞将


复杂案件，还是简单案件？


　　许霆案件在2007-2008年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疑难案件。赵秉志教授把许霆案件列入中国疑难刑事名案，专门出一门本书来进行研究。书名叫做《案例评析系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

　　我却不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许霆案件不复杂，是人为的因素把它搞复杂了。为此，我写了一个系列的文章[1]。

　　也有学者与我的观点相同，“一个原本稀松平常的案件，却在以研究犯罪及刑罚为志业的刑法学者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交锋。尽管，大多数刑法学者在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这一前提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其行为究竟构成何罪的问题上，却是分歧多多。主张‘有罪论’的刑法学人之中，虽然又以‘盗窃罪说’似成主流，……主张‘盗窃罪’说的刑法人之中，又以是否承认从柜员机中恶意取款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为标志，鲜明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如此案情简单的一个案件却在刑法学研究者之中产生了如此纷杂的不同见解，这一方面固然显示了刑法学界共同话语前提的累积薄弱，另一方面无疑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刑法学相关问题的研究本身。诸如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与关系、盗窃是否要求‘秘密窃取’、机器能否被骗、‘盗窃金融机构’究竟该作何理解等问题上的观点交锋，自然有助于我们在争辩中形成共识”[2]。



讲法理，还是讲法律？


　　许霆案件，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混淆了法理与法律！

　　依据法理，自然就会认为许霆有罪。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宗教的角度，社会道德的角度，认定许霆有罪是自然的。

　　依据法律，结论就不同了。许多刑法学家讲到这一点时却是只注意到许霆“犯事”的恶，没有或者有意回避许霆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刑法规定的“罪”。他们是把法理上的“罪”等同于刑法上的“罪”。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却是撇开法律去谈许霆的罪与非罪。

　　有些专家从法理的角度评论许霆案件：

　　赵秉志教授：“在笔者看来，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学的语境下，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应当是盗窃罪”。他的观点见诸于《许霆案尘埃落定后的法理思考》一文。问题是，许霆案件应当是进行适法的研究，而不是法理的研究[3]。

　　张明楷教授：“要求盗窃行为必须是秘密窃取是没有道理的，国外对于盗窃罪的经典定义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问题是，盗窃罪不是秘密窃取，公开的行为更不是盗窃。国外的经典定义不等于我国刑法的定义[4]。

　　王作富教授：“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形式，而是准确把握盗窃罪构成的实质特征，则完全可以得出许霆犯盗窃罪的结论”[5]。问题是，这个实质上从现有刑事法律规定的角度看，还是从法理的角度看。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产生的实质性的认识不能代替法律的明文规定。

　　也有的专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

　　谢望原：“法院及其法官，应当视刑事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法官是法律的奴隶，法官只服从法律……忠实于法律的正义精神，不受任何干扰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准确界定案件事实……；其次，在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准确把握被告人行为所触犯的具体刑法规范；其三，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正确解释刑法的具体规定，并将其恰当地适用于被告人。……当案件事实虽然清楚，但是定性产生严重分歧从而影响刑罚轻重时……应当坚持‘有利于被告原则’”[6]。

　　田文昌：“行为人用自己的卡在取款机取款时，既未在卡上做手脚，也未在取款机上做手脚，完全是按照正常和正当程序操作。这说明他没有买施法律明确规定的盗窃手段，也就是说并未有秘密窃取的行为”[7]。　
　　
　　周永坤：“罪刑法定原则在那些主张有罪的学者——法官眼中一文不值”。在研究许霆案件后，周教授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认为许霆应当有上诉权”[8]。



结　　论



　　讲法理的容易得出许霆有罪的结论。讲法律的得出许霆无罪的结论。

　　讲法理的认为许霆有罪肯定的，于是先重判，后轻判。讲法律的认为应当先定性，后定量。若盗窃罪成立，必然盗窃金融机构罪成立，原审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若盗窃金融机构罪不成立，必然盗窃罪不成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植物保护条例

（2006年12月18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6年12月18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公布 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控制农业、林业有害生物危害，规范植物保护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植物保护，是指对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报、预防、治理和控制。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植物保护以及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究、试验、示范与推广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植物保护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保障农林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植物保护工作的领导，把植物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植物保护体系，将公益性的植物保护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做好本辖区的植物保护工作。

第六条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林业植物保护工作，具体监督管理工作由其所属的植物保护机构负责。

气象、广播电视、工商行政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农机、水利、农垦、公路、铁路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植物保护工作。

第二章 监测与预报

第七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网络建设规划。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建设规划，建立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划定监测区域，设立标准观测场地，配备监测预报设备和监测预报技术力量。

第八条 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设施及其监测环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移动、损毁或者破坏。因实施城乡建设规划确需占用监测预报站（点）或者影响监测环境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求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并承担迁建、改建或者补偿费用。

第九条 因监测和防治农业、林业有害生物，植物保护人员进入农业、林业生产场所开展工作时，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组织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阻挠。

因开展前款活动给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组织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条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农业、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

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负责有害生物的调查监测，并按照规定及时准确上报有害生物监测信息。市和区县植物保护机构负责综合分析监测数据，并及时对农业、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的趋势作出预测。

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农业、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的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向当地农业、林业植物保护机构报告。

第十一条 全市及跨区县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的预报和警报，分别由市农业、林业植物保护机构发布。

区县行政区域内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的预报和警报，分别由区县农业、林业植物保护机构发布。

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的预报和警报。

第十二条 气象部门应当向同级植物保护机构无偿提供植物保护所需的基本气象观测资料。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及时无偿刊播由植物保护机构提供的农业、林业有害生物预报、警报和防治信息。

第三章 预防与治理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植物保护机构应当根据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提出具体的预防和治理措施，指导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组织和个人实施有效防治。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传递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信息，组织有关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组织和个人预防和治理有害生物。

第十四条 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组织和个人应当按照“谁经营、谁防治”的原则，对农业、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预防和治理。

在发生有害生物危害时，有关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除治，并对被有害生物污染的植物残株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有害生物扩散蔓延。

第十五条 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的抗药性、农林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在一定区域或者时段内禁用、限用的植物保护技术和产品的目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组织和个人使用农业（营林）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其他非化学防治技术，预防和治理农业、林业有害生物。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业、林业有益生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农业、林业有益生物的义务。

本市需要保护的农业、林业有益生物目录，分别由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第四章 重大生物灾害应急控制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控制重大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根据灾情、疫情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有害生物扩散和蔓延。

第十九条 发生重大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或者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突发事件时，农业、林业植物保护机构应当及时将灾情、疫情向本级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植物保护机构报告，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实灾情、疫情后，应当立即报告同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条 重大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灾区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疫区的划定及撤销，由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控制重大农业、林业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预备资金，储备物资。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储备物资的管理，保证及时补充和更新，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十二条 控制重大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突发事件的专用资金和物资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调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征用的抗灾物资应当及时返还，造成物资消耗或者损坏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五章 科研与推广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第二十四条 推广植物保护新技术、新产品，应当事先经过试验、示范，证明其具有适用性和安全性；未经试验、示范的不得推广。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推广、销售、使用国家和本市明令禁止使用的植物保护技术和产品。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本市未曾发生的农业、林业有害生物活体，因教学、科学研究等特殊情况确需引进的，应当经市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严密措施，防止扩散。

第二十七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建立植物保护社会化服务组织。

成立植物保护社会化服务组织，从事植物保护技术服务的，应当在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后十五日内，到所在地植物保护机构备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或者破坏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设施或者监测环境的，由植物保护机构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损坏监测预报设施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向社会发布农业、林业有害生物预报或者警报的，由植物保护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发生农业、林业有害生物危害不除治的，由植物保护机构责令限期除治。逾期不除治的，由植物保护机构或者委托其他组织代为除治，除治费用由责任人承担；造成有害生物扩散蔓延的，由植物保护机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组织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推广、销售、使用国家和本市明令禁止使用的植物保护技术和产品的，由植物保护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推广国家或者本市明令禁止使用的植物保护技术、产品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销售国家或者本市明令禁止使用的植物保护产品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使用国家或者本市明令禁止使用的植物保护技术、产品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引进本市未曾发生的农业、林业有害生物活体的，由植物保护机构予以封存、没收、责令销毁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经批准进行试验研究而未采取严密措施的，由植物保护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责令停止试验；造成有害生物扩散的，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植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农业、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对农业、林业植物及产品产生危害的病（有害微生物）、虫（害虫、害螨）、草、鼠及其他有害动物和植物。

（二）重大农业、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是指对农业、林业植物及产品造成重大危害和严重损失的迁飞性、暴发性虫害和流行性植物病害及其他生物灾害。

（三）农业、林业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是指某种有害生物由本市以外经自然的或者人为的途径侵入到本市，并对农林生产、生物多样性、人身健康造成危害的过程。

第三十五条 植物保护工作中的植物检疫和农药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城市园林管理部门管理的林木等植物，其病虫害防治工作由城市园林管理部门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